文/潘國本
優秀的人總是堅持自己獨有的個性，不肯隨波逐流，所以總是有點兒“怪”。
當瑞典文學院將2002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匈牙利的凱爾泰斯·伊姆雷的時候，世界幾乎都在驚愕這個陌生的名字，他太不為人所知了。
凱爾泰斯生於1929年11月，19歲開始做布達佩斯一家報社的記者，3年沒有讓頭頭看出點亮眼的地方，22歲，他被報社解聘。凱爾泰斯隻有一枝筆和一間陋室，什麼飯碗離一個潦倒記者最近呢？為了糊口，他操起了翻譯和寫作。
其實，他很不幸，一出道就卷進了二戰漩渦，又是猶太裔，15歲就被納粹投入波蘭奧斯威辛集中營，之後又轉到德國布痕瓦爾集中營，隻是在那場600萬猶太人被屠殺的災難中，他意外地活了下來。這段非常的經曆讓他無法不產生獨特的感受，他排開煩惱和貧困，在那間陋室，用13年時間，寫成了以“大屠殺的陰影”為背景的長篇《無法選擇的命運》。這樣的大屠殺主題居然“沒有任何道德憤慨和形而上的抗議”，隻在探索一個作為“人”的生活，小說不合官方要求和時人口味，到哪兒去找出版商呢？又過了10年，到了1975年，他嚐試了將這《無法選擇的命運》投給播種人出版社，但編輯無法接受他的語言和風格，退了回來，接著又投文學出版社，仍不被看好，隻是這一次有幸被一位叫阿赤的女編輯看上了，她喜歡。由於阿赤的力薦，終於領到了“準生證”，但印數很少。就是這很少的印數，仍長期冷躺在書店一角。阿赤有些懵了，又在《匈牙利民族報》上發了一篇熱情的評論。遺憾的是情況依然如故，甚至在1985年小說再版時，冷落依舊，即使後來有了德、法等國的譯本，凱爾泰斯仍是文壇汪洋中一個無名小卒。
十分幽默的是，2002年諾貝爾獎一公布，景況頓時大轉，不僅包括《無法選擇的命運》，還有他所有的其他作品，幾天之內便在匈牙利全境告罄，害得印刷廠開足馬力日夜加班加點。
這個世界類似這樣的怪事已發生過許多，但奇怪的是，我們總在一邊驚奇一夜暴紅，一邊又讓這樣的驚奇一再重現。
應該說凱爾泰斯還算好，73歲趕上了自己的轉運。比凱爾泰斯不幸的，更多。大畫家凡高、大數學家伽羅華、大文豪曹雪芹……大體上也都隻是有點兒怪異，他們在有生之年，整個兒是黑暗，根本沒見上一點光亮。比如伽羅華，他在投考巴黎綜合技術學校的口試中，隻是背棄傳統的闡述用了他自己創立的概念（群論思想）回答問題，明明是考官無法理解他的跳躍思維，反遭當場嘲笑並拒之不取。他的兩篇數值方程論文，因敘述簡捷並孕育著一個“特別的概念”，便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大師們的詆毀和奚落。要不是還有一個絕對忠於數學的劉維爾，在伽羅華死後14年還願意鑽在裏麵幾個月研究那份他決鬥前夜寫下的十分潦草的遺稿，我們也許永遠不會知道19世紀法國出過一個伽羅華，也就更不會知道19世紀已有人創建了群論。
比伽羅華他們還不幸的，更多。他們曾同樣做出過驚人的貢獻，但他們走著旁門左道，反著傳統權威，雖然也寫下偉大著作有過偉大思想，也百折不撓地尋找過知音，但一路上他們的上司、評審、編輯，乃至老師親朋，沒有一個是阿赤或劉維爾，都隻覺得這個人怪怪的，有著幾分神經質。他們隻屬於未來，但卻生於現在，因此業績埋沒了，名姓埋沒了，徹底地埋沒了，連泡沫也沒留下一個。
因為這些原因，人類埋沒的天才比發現的天才多100倍，我們踐踏的才氣比我們扶持的才氣多100倍。誰也估算不出因為這類埋沒，我們的地球文明延緩了10個世紀還是20個世紀！
胡椒是一流調味品，胡椒氣味古怪；榴蓮是一流水果，榴蓮味臭惡心；我們第一次喝啤酒的時候大致也不會覺得它比馬尿好多少——好的東西總是有點兒怪。蒲鬆齡不務正業，坐在路邊搜集鬼怪故事；伽羅華除數學以外對所有別的功課都極不重視，他甚至可以認為對數題太容易在升學口試中拒絕回答——優秀的人總有點怪。凱爾泰斯呢，他執拗、孤寂，生活可以貧困，著作可以不發表，文章可以不討喜歡，他選用的那種寫殘酷和恐怖的方式絕對不會改變。如果他換個方式寫屠殺，像上司希望的和大夥習慣的那種，世上會多出一種肯德基或者麥當勞，但絕不會有今天的凱爾泰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