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成長的修養1
召喚內在的良心
現在，在地平線上出現了一種新的心理學——關於人的疾病和健康的新概念。這種心理學令人激動，並富於驚人的可能性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個人都具有一種實質上是生物基礎的內部本性，在一定程度上，這種內部本性是“自然的”、內在的。特定的，而且在某種有限的意義上說，它是不能改變的，或是沒有在改變。
每一個人的內部本性一部分是他自己獨有的，另一部分是人類普遍具有的。科學地研究這種內部本性，並發現它是什麼樣的東西，而不是發明它是什麼樣的東西，這是完全可能的。
這種內部本性看來並不是內在、原初、必然邪惡的。基本的需要——生理需要、安全和保障需要、愛與歸屬需要、自我尊重需要、他人的尊重需要、自我實現的需要，基本的人類情緒，基本的人類智能，或者是中性的、前道德的，或者是純粹“好的”，破壞性、虐待狂、殘酷、惡毒等等，看來並非是內在的，相反，它們似乎是針對我們內在需要、情緒、智能等受挫後一種猛烈反應。
憤怒本身不是邪惡的，畏懼、懶惰、甚至愚昧本身也不是邪惡的。不過，這些東西可以導致而且已經導致了邪惡行為。當然，它們並不是必需如此，它們之間並沒有必然的內在因果關係。人的本性遠遠沒有它被設想的那樣壞。實際上可以說，人的本性的可能性一般都被低估了。
在這裏，甚至可以大膽地說，人的這種內部本性是好的，或者是中性的，而不是壞的，因此，最好的解決途徑是讓它表現出來，並且促使它表現出來，而不是壓抑它。如果允許它指引我們的生活，那麼我們就會成長為健康的、富有成果的和快樂的人。
假如這個基本核心遭到否定，或者受到壓抑，那麼他就會得病，有時以明顯的方式，有時卻以微妙隱含的方式，有時得馬上，有時得延後一段時間。動物的本能是強的、占壓倒優勢和清楚明白的，而人的這種內部本性卻是弱的、嬌嫩的、微妙的，而且容易受習慣、文化壓力和對它的錯誤態度的影響，甚至被它們製服。
盡管這種本性很微弱，但是在正常人那裏它極少消失，甚至在患者那裏它也可能不消失。即使被否定，它也繼續潛存著，總是迫切要求表現出來。
上述結論應該以某種方式與訓練、剝奪、挫折、痛苦和不幸的必要性結合起來。訓練、剝奪、挫折、痛苦和不幸的體驗能夠揭示、促進和實現我們的內在本性，除非它們不是合乎需要的體驗。這一點越來越清楚了，即這些體驗與成就感和自己實力感有關係，並且因此與健康自尊感和自信感有關係。沒有戰勝、抵禦和克服過這些困難的人，他會繼續懷疑自己到底有沒有這樣的能力。對於外部危險來說，不僅確實如此，而且對於控製和延緩他自己的衝動的能力來說，也是如此。有這樣的能力，這些衝動就不再可怕。
有必要說明一點，如果這些假定被證明是真理，那麼它們就有指望成為科學的倫理學、自然的價值體係，一個最終決定好與壞、對與錯的標準。我們關於人的自然傾向知道得越多，也就越容易告訴他怎樣是好的，怎樣是幸福的，怎樣是富有成效的，怎樣關心他自己，以及怎樣愛護和激發他的最大潛力。這也回答了許多關於人格前途的問題。作為人類的成員和獨特的個體，首當其衝的任務就是要查明一個人真正的內情、底蘊是什麼。
通過自我實現的研究，我們不但能夠發現許多自身的錯誤、缺點，而且清楚地發現我們恰當成長的方向。除我們時代，其他任何一個時代都有它的榜樣和理想。遺憾的是，我們的文化拋棄了所有這些榜樣和理想。聖徒、英雄、有教養的人、俠客、神秘主義者統統不算數了。
毫無疑問，我們留下來的隻有順應良好的人。但順應良好是非常蒼白無力而又令人質疑的替代詞。也許用不了多久，我們就能把完善成長和自我實現的人，全部潛能都得到了充分發展的人，內在本性自由地表現自己而沒有被歪曲、壓抑或被否定的人，作為我們的向導和榜樣。
每一個人為了他自己，都要鮮明而敏銳地認清這個嚴肅的問題——一切背離人類美德的事，一切違反人自己本性的罪行，一切邪惡的行為，都毫無例外地記錄在我們的無意識中，而使我們看不起我們自己。為了恰當地描述這種無意識的領悟和記憶，霍尼把這稱之為“注冊”。如果我們做了使自己羞愧的某種事情，它就“登記”在我們的恥辱簿上，而如果我們做了某種正直的、傑出的或好的事情，它就“登記”在我們的榮譽簿上。
從總體上看，最終的結果便是非此即彼——或者是我們更尊重並認可我們自己，或者是我們更看不起我們自己，認為自己是卑鄙無恥的、無價值的和討人嫌的。通常神學家用麻痹這個詞來描述一個人明知故犯的罪過。
這個觀點隻是對通常的弗洛伊德的描繪做了增添和補充，並沒有全盤否定它。稍微簡化一下這個問題，似乎這個問題由兩部分構成，弗洛伊德向我們提供了心理疾病的一部分，而我們為了使其更加完美，必須提供心理健康這部分。或許這個健康的心理學，將為控製和改善我們的生活，以及把我們自己造就成更好的人，提供更大的可能性。這樣做當然要比詢問“怎樣才能不得病”會更加富有成效。
不過，我們怎樣才能促進自由發展呢?自由發展最好的教育條件又是什麼呢?性的?經濟的?政治的?為了這種人的健康成才，我們需要創造什麼樣的社會呢?這種人想要創造什麼樣的社會呢?
事實上，病態的文化造就病態的人；健康的文化造就健康的人。而且，病態的個體使他們的文化更加病態，而健康的個體則使他們的文化更加健康，這同樣也是實際情況。造成更好社會的一個根本方法就是增進個體的健康。換句話說，鼓勵個人的成長存在著現實的可能性；而治愈真正神經病患者的疾病，如果沒有外界的幫助，成功的可能性近似乎無。個人有意識地努力使自己成為更有道德的人，這是比較容易的；而個人試圖治愈自己的強迫行為和強迫觀念，則是十分困難的。
在不合需要的意義上看待人格問題，這是對待人格問題的傳統態度。鬥爭、衝突、犯罪、不道德、憂慮、壓抑、挫折、緊張、羞愧、自罰、自卑感或無價值，這些全都是精神痛苦的原因，它們不但妨礙行為的效能，而且它們是不能控製的。因而，它們自然被視為病態的和不符合需要的，而且要盡可能迅速地把它們“治”掉。
可是在健康人身上，或在那些正趨向健康成長的人們身上，所有這些症狀也都發現了。在這種情形下你是應該感受到內疚、還是不應該感受到內疚呢?你是否設想一下，你是已經達到了精力的完善穩定、還是正在調整呢?順應和穩定減少你的痛苦，所以它們是好的；也許它們也是不好的，因為它們抑製了你向更高理想的發展。
弗洛姆曾抨擊了傳統的弗洛伊德的超我概念，原因是這個概念完全是專製主義的和相對論性質的。也就是說，你的良心或你的超我，被弗洛伊德想象成主要是父母的希望、要求和理想的內化，而沒有考慮父母是什麼樣的人。但是，假定他們是罪犯，那麼你會有怎樣的良心呢?也許可以假定，你有一位厭惡娛樂而總是進行僵硬的道德說教的父親?或者假定你有一位精神變態父親?這樣的良心是存在的，在這樣的假定下，弗洛伊德是對的。
我們獲得的理想資料大量來自這樣的早期塑造，而不是來自日後閱讀全日學校的書藉。但是，在良心中也有另一種成分，假如你願意的話，也可以說有另一種良心，而且我們或強或弱地具有這種良心。
這也就是所謂的“內在的良心”。這種良心建立在無意識或前意識地知覺我們自己的本性、我們自己的命運、我們自己智能、我們自己的“召喚”的基礎之上。這種良心堅持要我們忠實於自己的內在本性，要我們不因為自己的內在本性微弱，或者因為任何別的好處或理由而否定它。所有這些人都深深地領悟到他們對自己犯下了錯誤，並且因此而看不起自己。這種自罰不僅可以產生神經病，在這裏同樣可能重新恢複勇氣、燃起正當的義憤和不斷增長的自尊，從那以後就幹起了正當的事情。簡而言之，痛苦和衝突也可以達到成長和改進。
事實上，人們是在有意識地抵製我們對於健康和疾病的任意區分，至少涉及表麵症狀時是這樣。疾病就一定意味著有表麵症狀嗎?在你必須如此時，疾病就可能沒有症狀。健康就一定意味著沒有症狀嗎?這種觀點是不對的。在奧斯維茨和達喬集中營的那些納粹分子的所作所為是健康的嗎?這些人是具有病態的良心，還是具有美好的、潔淨的、正當的良心呢?一個思想深刻的人能不感覺到衝突、苦難、壓抑和憤怒嗎?
舉一個例子來說，就是心理學家對於受歡迎的、順應良好的行為、對於犯罪行為在態度上的變化，誰會欣然接受這些呢?或許對於年輕人來說，不受鄰居勢利小人的歡迎，不受地區俱樂部同夥們的歡迎，這樣會更好些。這些行為對於什麼事物順應呢?在邪惡的社會文化背景下，在專製的父母管製下，做一個順應良好的奴隸、做一個服服貼貼的囚犯還有可能嗎?甚至對於有問題行為的男孩，現在也在用寬恕的態度對待。為什麼他有過失呢?一般這是由於病態的原因，但是，偶然也可能由於好的原因，這個男孩之所以會如此，可能僅僅是為了反抗掠奪、壓製、怠慢、輕蔑和粗暴的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