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子在這裏對國家不祥的概念進行了劃分，把國家的不祥之兆分成了3種：一是有賢者而不知，二是知而不用，三是用而不任。
這就明確了“國家不祥”這一概念的外延，即它所包含的對象，反駁了莊王的迷信觀點，解除了他的疑慮。
1938年10月，美國著名電影藝術家卓別林寫了以諷刺和揭露希特勒為主題的電影劇本《獨裁者》。
第二年春天影片開拍時，派拉蒙公司說：“理查德·哈定·戴維斯曾用‘獨裁者’寫過一出鬧劇，所以這名字是他們的‘財產’。”
卓別林派人跟他們談判毫無結果，就親自找上門去商談解決的辦法。派拉蒙公司堅持：如果卓別林一定要“借用”“獨裁者”這個名字，必須付出2．5萬美元的轉讓費，否則就要訴諸法律。
卓別林靈機一動，當即在片名前加了個“大”字，變成“大獨裁者”，並且風趣地說：“你們寫的是一般獨裁者，而我寫的是大獨裁者，這兩者之間風馬牛不相及。”說完揚長而去。派拉蒙公司的老板們一個個啞口無言。
卓別林通過對“獨裁者”這一外延較大的概念進行限製，將其過渡為“大獨裁者”這一外延較小的新概念。事後卓別林幽默地對朋友說：“我多用了一個‘大’字，省下了2．5萬美元，可謂一字值萬金。”
限製通常表現在某個概念前加上限製性詞語，它可以幫助我們準確地使用概念。如果該限製而不限製，就往往會被人鑽空子。
隋文帝楊堅先前嫌惡嫡長子楊勇，下令廢楊勇而立楊廣為皇太子，準備讓楊廣繼承王位。但楊堅臨終時，突然發現楊廣竟要奸汙自己的寵妾宣華夫人陳氏，於是急欲招楊勇進宮，以便改立太子，吩咐後事。當時楊堅又氣又急，大叫“召我兒”。
由於沒具體指明召的是哪個“兒”，結果被楊廣和一些奸臣鑽了空子，奪了皇位。
通過減少某概念的內涵，可以使它過渡到外延較大的一個新概念。
古時候，有一天，當朝皇帝和江南才子張學士在江邊遊逛，忽見江中有一條小船裝著滿滿的貨物，用帆布蓋得嚴嚴實實。
皇帝問：“船上裝的是何物？你不說是抗旨，說錯了是欺君！”
張學士信口答道：“陛下，船上裝的是東西。”
“什麼東西？”
“東邊來，西邊去，即為‘東西’也！”
張學士由具體的“物品”過渡到外延較大的“東西”這一概念，既沒“抗旨”，又沒“欺君”。
接過話頭盡情發揮
出言不慎，如利劍傷人：言語明智，如濟世良藥。
——《箴言集》
在論辯中，善於抓住一切機會，或接過對方的話頭，或借助論辯環境中的各種事物、場景加以聯想，找到它們與自己所要表達的觀點之間的關聯性和相似性，抓住一點盡情發揮，引出對方未曾預料到的新的思路，從而達到征服對方的目的。這就是借題發揮的論辯技巧。
抗美援朝時，一些外國記者敵視中國人民，利用采訪的機會，散布對中國人民的敵意。
有一次，一位外國記者采訪周總理，周總理剛批閱完文件，順手把鋼筆放在桌上。
外國記者看見桌子上放的是一支美國生產的“派克”鋼筆，便故意問：“請問總理閣下，你們堂堂的中國人，為什麼還要用美國生產的鋼筆呢？”
周總理接過話頭朗聲笑著答道：“提起這支筆，那可說來話長，這不是支普通的筆，是一位朝鮮朋友抗美的戰利品，作為禮物送給我的。
我無功不能受祿，就想謝絕，哪知朋友說，留下作個紀念吧！我覺得有意義，便收下了這支美國生產的鋼筆。”
那記者聽完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周總理針對外國記者企圖諷刺、譏笑中國落後的意圖，巧借話題，說了這番風趣而又有分量的話。
周總理用“戰利品”、“作個紀念”和“覺得有意義”等詞句暗示，這支筆正是正義力量強大的結果。
接過對方的話題發揮論辯口才，關鍵要抓住借來的話題與自己說的下文之間的內在聯係，以一個詞語、一句話去關聯兩種原來毫不相關的事物，使語句具有雙重意義，並對對手所提的話題進行易位，以借題發揮的方法，使自己擺脫不利處境。
一位名叫丘浚的文人遊杭州時，特地到靈隱寺拜訪一個和尚。殊不知，那和尚生性勢利，見他是一個窮書生，態度十分冷淡。剛好此時有位大將軍的兒子來訪，和尚立即換了一副笑臉，拱手行禮，待為上賓。
對比之下，丘浚十分氣憤，等那位公子一走，便質問說：“你為何對我如此冷淡，對他又那樣客氣呢？”和尚雙手合十，狡辯道：“誤會，誤會，佛經曰：‘有就是無，無就是有。’我表麵上對他客氣，其實是對他不客氣；而我表麵上對你不客氣，內心就是對你客氣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