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一介開始關注創建中國解釋學問題是在上個世紀90年代末。在完成了《能否創建中國的解釋學？》後，湯一介指出：“也許我不是一個能把某一‘哲學問題’講深講透的學者，但我卻是一個可以不斷提出新的‘哲學問題’的人。本來我打算對‘中國哲學的內在超越問題’寫一本書，但是由於亨廷頓提出‘文明衝突論’以後，我就把注意力轉移到‘文化問題’討論上了。1998年是北京大學百年校慶，《學人》雜誌約我寫一篇‘學術筆談’，這促使我又來考慮‘中國哲學’問題了。西方‘解釋學’（Hermeneutics）又可譯為‘詮釋學’或‘闡釋學’，已經傳入多年，已有不少學者翻譯了西方學者這方麵的書或者出版了這方麵的著作，並且也在研究哲學、文學、宗教、藝術等等學科上運用了解釋學的方法。這時，我想西方有解釋學，中國有很長的解釋經典的曆史，那中國是否也有中國的解釋學，或者我們可以借鑒於西方的解釋學而建立中國的解釋學？於是我寫了一篇短文《能否創建中國的解釋學？》，這篇文章主要是把問題提出來，希望引起大家討論。”
緊接著，湯一介又撰寫了《再論創建中國解釋學問題》、《三論創建中國解釋學問題》、《關於僧肇注〈道德經〉問題——四論中國解釋學問題》、《“道始於情”的哲學詮釋——五論創建中國解釋學問題》以及《釋“易”，所以會天道人道也》等多篇文章，對“中國解釋學”的創建問題作了諸多方麵的探討。這些探討，不僅對創建“中國解釋學”起到積極引路的作用，更得到學術界的認同。
雖然由於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的特點給創建中國的解釋學帶來一定的困難，目前創建“中國解釋學”還僅僅是一個設想，但是從湯一介開始關注中國解釋學開始，無論是他倡導把西方的解釋學理論運用到中國經典的現代詮釋方麵，還是他歸納總結中國經典解釋史的特征和規律方麵，無一不表明，為創立中國自己的“解釋學”，湯一介首先身體力行，著書探討，並為“中國解釋學”今後的發展指明了道路和方向。這是湯一介為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做出的又一貢獻，亦是湯一介強調哲學的民族性，文化的多元性之難能可貴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