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延中
生命的河流可以因一個人的性格而改道。如果米提亞底斯在馬拉鬆逃跑，查理·馬特在普瓦提埃逃跑，西方文明可能會與今不同。而如果基督在彼拉多麵前否定了自己的教理，一切也可能是另外一副模樣了。
——S。弗洛伊德
曆史之謎——不在理智之中，而在願望之中；不在勞動之中，而在愛情之內。
——N。布朗
一、緣何想起要編譯這樣一套叢書？
如果說到這一“譯叢”的緣起，那麼，就難免回憶起上個世紀80年代的往事。當時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編輯的《未刊稿》中，讀到用精神分析理論研究魯迅心理結構的文章，瞬間被大大地震驚了。“偉大的魯迅”居然還存在著鮮為人知的另一麵！自此以後，在泛泛的閱讀中發現，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人物，如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等均有其“童年喪父”的相似經曆。後來又接觸到梁漱溟因其父梁巨川自殺而致使其人生發生重大轉折，以及洪秀全、康有為分別“大病生幻”造就其思想、事業的案例。這引發了我的好奇心。“這是一種什麼現象？‘偶然性’這樣的說辭能夠給出具有說服力的解釋嗎？”於是，在“好奇心”引領下，一方麵，我對弗洛伊德的學說越來越感興趣，另一方麵，也經常性地觀察那些著名人物的童年時期。後來才知道，其實諸如孔子、孟子、秦始皇、漢武帝、曹操、諸葛亮、成吉思汗、範仲淹、歐陽修、嶽飛、康有為、孫中山、冼星海、茅盾、傅雷、亞裏士多德、但丁、哥白尼、達·芬奇、彼得大帝、牛頓、門捷列夫、巴赫、馬丁·路德、華盛頓、亞當·斯密、喬治·桑、拜倫、毛姆、尼采、安徒生、托爾斯泰、馬克·吐溫、列寧、斯大林、高爾基、甘地、卓別林、鬆下幸之助、川端康成、曼德拉、希特勒等等中外著名人物，其早年經曆也都呈現相同的軌跡。
後來在“西方史學理論”的課程中，我知道了“心理史學”（psychohistory）這一流派。在讀書的過程中按圖索驥，在著述的注釋中發現了不少關於著名人物心理傳記的著述目錄，不是一兩本、幾十篇，而是很多很多。為了更全麵和更準確地掌握有關知識，我又托朋友找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史所的羅鳳禮研究員，他畢業於北大西語係，是中國大陸“心理史學”研究領域裏的資深專家，那時已發表和翻譯了大量的專業論文和係統著作。羅鳳禮研究員對我這個門外漢不嫌不棄，不僅耐性講解，還借給我他私人藏書中的英文原著，有的還是他出國訪問時帶回來的複印件。羅老當時感歎，雖然關於“心理史學”介紹性的著述不算少，但係統的譯介工作則並未展開，這必然會誘導學人“隻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為了避免這樣的一種可能性危險，在羅老的指點和支持下，我們就開始準備引進並翻譯這套《心理傳記學譯叢》。
開始，譯稿質量並不令人滿意，其中書籍有改譯的，有重譯的，甚至還有更換譯者的，其他麻煩也曾發生；後來又因為忙別的教研項目，疏忽了這一選題。總之，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事拖多年。最後，在中央編譯出版社的極力支持下，《譯叢》終得問世。這套《譯叢》具體包括：埃裏克森：《甘地的真理：好戰的非暴力起源》；羅伯特·塔克：《作為革命者的斯大林（1879—1929）：一項曆史與人格的研究》；埃裏克森：《青年路德：一項心理與曆史的研究》；沃爾特·蘭格：《希特勒的心態：美國戰時秘密報告》；布蘭察德：《盧梭與反叛精神：一項心理學的研究》；費德·懷特：《心理變態的“上帝”：阿道夫·希特勒》；斯特羅齊爾、奧弗：《心理史學視野下的領袖們》；托馬斯·庫特：《威廉二世與德國人》；格德溫：《約翰遜與美國夢》等。
麵對這一係列譯著，主編、譯者和責任編輯之多年的“心智勵煉”，似乎也可以隨之逐漸冰釋了。
二、“心理傳記學”是什麼？
對於中國讀者來說，“心理傳記學”（psychobiography）雖然談不上十分陌生，但也隻能說它處於人們認知視域的邊緣之上。上個世紀80年代，隨著弗洛伊德眾多著作的熱傳，以這一學說為其基礎理論的“心理傳記學”，也開始逐漸被介紹到中國，但其範圍似乎更多地被限定在史學理論的專門領域內，以至於對於其他學科乃至一般讀者來說，“心理傳記學”究竟具有怎樣的性質，它與“一般人物傳記”有何性質上的區別，這一研究方式的優勢和困難又都是些什麼，這些問題並非十分清晰。
事實上，我們的確很難把“心理傳記學”歸類於某個具體學科，甚至可以說，它本身從來就不是一個學科，而是同時涉及多個研究領域，至少包括心理學、曆史學、政治學、文學，甚至也在一定程度上搭上了哲學的邊緣。例如，在曆史學中，學者們把它看成“曆史學”旗下的一個偏門“心理史學”中的“人物分析”；在政治學中，學者們把它看成是“政治學”的二級學科“政治心理學”（political psychology）中涉及“政治家”的相關部分；而在文學的角度上，“心理傳記學”的含義更加模糊，因為文學作品中隨處可見的大量人物心理描寫，不能算是“心理傳記學”。總之，這一研究領域是一個典型的學科交彙點，處於由於沒有中心而又層疊邊緣的“幾不是又都要管”的“獨特”地帶，因此，無論它多麼地想“獨立”發展，但卻始終也構不成一個學科。當然，我們說“心理傳記學”不是一個學科，並不意味著它自身沒有嚴格的研究規範，反之，相對於其他較成熟的學科來說，人們對“心理傳記學”研究規範的關注和要求不是更少了而是更多了，不是更加寬容而是相當苛刻。麵對人們已習以為常的知識分類係統，“心理傳記學”的位置的確顯得很是尷尬。就像先前猶太民族是一個世界上罕見的沒有自己獨立領土的共同體，這種獨特的“存在”必然地與獨特的“精神”聯係在一起一樣，如果不是如此地堅守由猶太人弗洛伊德所創立以及由此引申出來的各種“精神分析”學說的指導，那麼，“心理傳記學”不就早就“應當”被其他學科所同化了嗎？在這裏，我們想要說和所能說的隻是：正是“精神分析”學說透視的深刻性，造就和成全了“心理傳記學”無可替代的重要位置；或許也正是在這種“不倫不類”的擠壓窘境中，孕育和隱藏著“心理傳記學”不容忽視的內在魅力。
按美國學界的分類慣例，“心理傳記學”被歸類於“心理史學”兩個脈絡中的一支。其中一支，是側重於個體人物精神分析的“心理傳記學”；而另一支，則是側重於族群整體精神風貌研究的“心態史學”（history of mentalities）。在學理構成和理論淵源方麵，這兩個分支有著不同的“基因”和“血緣”。前者主要發源於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並以此作為主導性的分析工具，並由於“二戰”期間大量歐洲學者到美國尋求避難而在美國形成了廣泛影響；後者則主要繼承法國悠久的史學傳統，“研究的是曆史上社會群眾（或其中的一個部分或集團）所共有的觀念和意識，這種觀念和意識在民間世代相沿，一般不因政權更迭而發生變化，因此不同於官方意識形態，是人類社會精神文化乃至整個人類曆史中最具相對穩定性的部分。”中國大陸學界似乎也跟隨這一分類。我們雖然認為不應當把“心理傳記學”僅僅限製在曆史學科，它在政治學和文學等領域的研究中也占有相當重要的位置，但總體而言，學界的一般性判斷慣例也大體上是可接受的。在這裏，理解“心理傳記學”的透視視角和邏輯理路，應當說比定義它的學科屬性顯得更為關鍵。
“心理傳記學”不同於一般文學作品中的心理描寫，它不是靠人們的常識中所固有的感覺去對傳主的故事進行描述，而是通過運用心理學的理論和研究，對具有曆史意義的生命過程展開分析。其目的是理解人，並揭示其公共行為背後的個人動機，無論這些行為涉及的是藝術作品的旨趣，科學理論的創造，還是政治決定的采納。如果要更加直白地區分上述兩種人物傳記的根本差異，那麼，我們會說，一般傳記描述“意識”（conscious），而心理傳記則分析“潛意識”（the unconscious）。“潛意識”不僅是指當事人並未感知的心理實在，而且是指當事人“不願承認”的心理實在，最為關鍵的恰恰就是這種當事人並“不願承認”的心理實在，其實成為此人行為的真實動力或深層理由。比如，某位領袖人物叱吒風雲，運籌帷幄，他嘴裏吐出來的口號，即意識層麵上的表達，可能是“為民族”、“為國家”、“為人民”等等，甚至他本人可能也真心在那樣想，但其潛意識層麵則很可能被一種“怕被別人瞧不起的恐懼”所支配，因此要處處逞強，不容批評，充分地表現自我角色的獨一無二性。這樣，在精神分析的透視鏡下，在如此雄偉的人物之“自負”行為的表層下，實際上真正起支配作用的恰恰是與其完全相反的“自卑”，但是，我們在這位英雄人物的著述和言談中，卻絕不會找到明顯的“自卑”陳述。所以，對“潛意識”的剖析不能從撰主自身的意識中產生，需要用精神分析這麵透視鏡去探查和掃描。正因如此，弗洛伊德主義的繼承者埃裏希·弗羅姆（Erich Fromm）才說：“我們本身內在大部分真實的東西是沒有被意識到的，而許多被意識到的卻是不真實的……一個並不懂得無意識現象的人會深信，他能說出他所知道的一切，這就意味著道出了真理。弗洛伊德則認為，我們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都錯誤地看待了真理。即使我們真誠地相信我們意識到的一切，我們也可能是在說謊，因為我們的意識是‘虛假的’。”這些淺顯的論述，道出了精神分析學說以及“心理傳記學”獨特的精髓與奧秘。
在更規範的學術意義上，學者早已對這一研究領域給出過不少精雕細琢的定義。“心理傳記學”開拓者之一的埃裏克·埃裏克森（Erik Erikson）把整體的“心理史學”簡要地定義為“用精神分析學和曆史學相結合的方法來研究個體和群體的生活”。著名的斯大林精神分析專家、美國耶魯大學的羅伯特·塔克（Robert C。Tucker）則把“心理傳記學”的特點概括為“可視為一種學術研究，是傳記家嚐試去理解被研究對象的生命曆程或重要階段，而這些生命曆程或階段是對傳主人格有意識地運用心理學的解釋……它意味著所有的心理學傳記家都會運用某種人格理論，無論是一種特殊的理論（例如弗洛伊德理論、後弗洛伊德理論以及非弗洛伊德理論），或者是以折中組合的方式提出解釋的理論取向”。而《心理傳記手冊》的主編威廉·托德·舒爾茨（William Todd Schultz）則認為：“心理傳記不是一般的傳記，雖然所有心理傳記作者都使用傳記資料。對於一般傳記而言，其目的是盡可能全麵地講述了一個生命的故事。相反，對於大多數心理傳記作者來說，他們將目光聚焦於一個生命的側麵，一個獨特而神秘的問題……心理傳記首要方法是通過心理學的方法和視角，去集中透視某些單一的事件和單一的生命曆程。一般傳記作者的目的不是運用心理學方法，至少這種方法不是主要的。相反，他們期望確定生活的記錄。因此，一般傳記作者的首要任務是描述；而心理傳記作者需要做更多的說明和解釋。一般傳記作者關注的是‘是什麼’的問題，而心理傳記作者關注的則是‘為什麼’的問題，是有關動機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