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A。科胡特
這位德國皇帝，你們為他吵吵鬧鬧，他正是你們的鏡像！
——弗雷德裏克·瑙曼1909年對德國人的訓誡
此前從來沒有一位象征性的人物如此全麵地反映了一個時代，也從來沒有一個象征性的時代如此全麵地體現在一個人身上。
——沃爾特·拉特瑙1919年論威廉二世
最近幾年，德國皇帝威廉二世重新激起人們的興趣，成了曆史研究的對象。此前幾十年，曆史學家忽視了這位皇帝，而把相當的注意力集中在德國曆史上以威廉二世為標記的那個曆史時期。一個引人注目的或者說可悲可歎的事實是，迄今為止尚未出版過一部全麵論述威廉二世的學術傳記。這個事實證明，此前，曆史學家們研究威廉二世時期的德國，卻把威廉二世本人的意義縮減到最小。與此同時，湧現出一大批流行的威廉二世傳記，都是由業餘曆史學家編撰的。普通公眾對這位德國皇帝的好威廉二世像奇似乎始終不減。公眾的興趣與學術界的忽視相結合，恰恰對應了同時代人對威廉的追捧與憤恨。他似乎既是一位奇特而神秘的英雄人物，又是一個平庸無能、喜歡裝腔作勢的可憐人。這篇論文的主題是，德國皇帝的這兩個形象統一起來，反映了他領導德國的實際情況，他的領導既充滿活力，鼓舞人心，同時又軟弱無能。
德國皇帝統治時期的領袖行使兩項主要職能，上述自相矛盾的觀點就是以此為基礎的。人們期待威廉身上兼具兩種形象，他最好的朋友和政治心腹菲利普·烏倫伯格（Philipp Eulenburg）把它描述為“執掌政權的政治家和沉睡的英雄愷撒”。一方麵，威廉二世是一位政治領袖：他要構建和實施具體的政策。他要發揮傳統的政治家的職能，要從對自己有利、對國家有利的立場出發采取行動。在這個意義上，“政治領袖”主要是從理性的自我利益的角度定義的。另一方麵，威廉二世是神聖羅馬皇帝腓特烈一世（Friedrich Barbarossa）精神的化身，象征民間傳說中正在屈夫霍伊瑟（Kyffh-user）山中洞穴裏沉睡的腓特烈大帝從夢中醒來，用當年人們評論威廉二世的話來說，“重振雄風，把德國的輝煌帶入深山老林。”換句話說，他是具有象征意義的德國領袖，是人們的情感和精神寄托。他的角色是充當洋溢著領袖魅力的德國人的代表，表達和拔高公眾深沉的理想和誌向。在這個意義上，“象征意義的領袖”主要是從公眾形象的角度定義的。
在這兩個意義上，威廉二世是具有象征意義的成功領袖，又是不成功的政治家。本文想要展示威廉的個性特點，尤其是他的自戀式病態心理，這種心理使他具有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充當德國象征的奇特能力。德國皇帝的自我是前後矛盾、支離破碎的，這使他能夠從地域、社會、政治和學識方麵反映一個分裂的國家，他為促進自己的心理和諧所作的努力也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許多國民的需求。然而，威廉的內心是不和諧、不統一的，他不能從心理上定義連貫一致的自我利益，所以他不能勝任政治領袖的角色，無法可靠而連續地推行某些政策。所以，這篇論文是從心理史學的角度研究威廉二世對德國的領導。它的目的不是用精神分析學“診斷”這位皇帝的病症，指出他的自戀和反常，而是解釋說明這個令人困惑的人物所造成的舉足輕重、看起來卻微不足道的影響，揭開他與臣民的關係，探討他在德國現代史上的地位。
用精神分析學的自我心理研究威廉二世的性格
在本文論述的範圍之內，像人們所理解的當代精神分析學那樣，詳盡地描述病態自戀心理的病源論和症狀學，當然是不可能的。本文所采納的自戀型人格障礙觀點是以精神分析理論的一項最新發展為基礎的，即把著眼點放在人的自戀需求上的自我心理學，說明這一點足矣。從自我心理學的角度，自戀型人格障礙被認為是性格的根本結構存在缺陷或者弱點的結果。換句話說，病態自戀就是“病態自我”：雜亂、不和諧或者自我的虛弱。自我存在缺陷或者軟弱的根源一般是兒童與其看護者之間的互動存在問題，看護者沒能在一個人的童年時期為他提供必要的心理養分。一方麵，看護者也許沒有給孩子提供機會，使他吸收成人意義上的平靜和力量的概念，並最終內化為一種安全和穩固的感覺。另一方麵，他們可能沒有對孩子作出肯定和鼓勵的反應，這種反饋最終可以讓孩子內化為一種自信和自尊的感覺。
這些發展過程中的不足導致的結果是，受到自戀幹擾的成年人會產生一種內心失衡感和對心理分裂的恐懼。表麵上的假裝興奮或者狂熱舉動可以抵禦內心的冷漠或麻木。急切的自大可以掩飾可怕的自卑和抑鬱。內在脆弱的性格使這樣的人對別人對待自己的態度極度敏感，他們的典型行為是作出唐突而激烈的反應。看似無足掛齒的輕視和拒絕在他們心裏變成了深刻的威脅，常常會引發一陣憤恨、默想報複或者外表的高傲和疏遠，以掩飾內心深受屈辱的感覺。受到自戀幹擾的人缺乏內心基本的安全、和諧和自尊，他巧妙地依賴其他人決定自己心理上的生死。他想辦法從周圍的環境中獲得自己所欠缺的東西。他對別人的興趣主要不在於把對方看做具有獨立感覺的個人，而是對方可以幫助自己保持、擴大或者恢複心理平衡。兒童覺得自己是父母的一部分，父母是自己的一部分，兒童用這種感覺來保持自尊和心理平衡。像兒童一樣，受到自戀幹擾的成年人也覺得自己是別人的一部分，別人是自己的一部分。這種性格缺陷使他像上癮一樣渴望與自己欽佩或者依賴的人建立關係，因為他可以從這些人身上找到力量和安全感。或者為了消解自己毫無價值的感覺，他也許要展示和炫耀自己，引起別人的注意，希望別人的肯定和欽佩能夠滋養他焦渴的自我。受到自戀幹擾的人把自己與他人（物）的關係視為自我的組成部分，沒有了這種“自我客體”關係的持續滋養，他就會產生失去心理連貫和心理和諧的可怕感覺。
德國皇帝威廉二世的性格和許多行為在病態自戀的理論框架下很容易理解，他外在的神秘和排場與內心的虛幻脆弱、富於魅力的領袖風範與顯而易見的低效無能從基本的人性的角度也就可以解釋了。當代最了解威廉的一些人認識到，他的根本性格不是一個統一的整體。比如威廉多年的朋友、德國總理伯恩哈特·馮·比洛就常常擔心他精神失衡。“威廉的性格充滿了自相矛盾的地方，”比洛在回憶錄中寫道：
唐納斯馬克（Guido von Henckel-Donnersmark，德國大富翁）親王常說，皇帝讓他想起一個骰子盒，裏麵的骰子互相碰撞。他的性格不是融洽、自持或和諧的；它的各個不同側麵沒有交融在一起，就像惰性物質和元素在熔煉過程中發生的情況那樣。
就連觀察力敏銳而交往不多的熟人有時也能察覺威廉的自我前後不一，雖然皇帝的立場和舉止讓他們讚歎。1891年夏天，小伯爵約翰·莫利（John Morley）與威廉一道吃過午飯後在日記中寫道：
我興趣十足地觀察著這位在歐洲扮演著重要角色的人物……從急促地把腦袋一歪到一隻腳穩穩地踩在地上，每個動作都精力充沛、短促、焦躁。但我有理由懷疑它們是不是堅定、穩固，是不是赫伯特·斯賓塞所說的經過了適當的協調和組織的結果。
本文從始至終都回響著威廉的內心骰子盒般嘩啦作響的聲音。但是，通過介紹他的性格，筆者在這裏可以簡單地探討一下他的病態自我的一些表象。正如嘩啦作響的骰子引發的鮮明印象一樣，威廉在政治上麻煩不斷，他的反複無常和不可預料可以歸因於他的基本人格不夠堅固。根本的脆弱被表麵上的自信篤定所掩飾。他的內心沒有足夠的力量，他不敢承認自己什麼也不懂。他覺得必須對幾乎所有問題發表意見，他堅持他幾乎一無所知的立場或政策。他似乎不能聽取部長們的意見，他經常打斷別人說話或者自己主持一言堂。政治上，他的自信篤定呈現的形式是，他反複申明自己至高無上的君權是上天授予的。比如，他於1910年在柯尼斯堡的一次講話中宣布：“我把自己看做上帝的工具。我行事義無反顧，不拘時論。”表麵上，威廉的這句話似乎有力而自信地斷言，他擁有幾乎無限的政治權威。可是我們有一種感覺，威廉的主要心理目的是借上帝來彌補自己所欠缺的力量。威廉在這裏提到君權神授，說到底是想要抵擋人們對他的批評，加固他岌岌可危的自主感覺。
一般來說，威廉表現出來的自信篤定，隻是想要保護脆弱的自我不受外界攻擊所作出的反應。他極度脆弱，每當他覺得自己沒有得到充分的讚賞或者遭到譴責，他就勃然大怒或者冷漠仇恨。他的統治時期是以前所未有的離經叛道、屢受磨難為標誌的。他覺得受到了威脅，他在感情上迫切需要依靠周圍的環境為自己提供方向和目標。這一點是皇帝的顧問們經常討論的話題：他具有一種驚人的傾向，很容易采納最後一位談話對象的政治觀點和目標。所以，他在性格和政治上的專製是想說服別人和自己相信，他在心理上是獨立的。筆者最後分析認為，威廉宣布自己擁有絕對權力，這是防禦性的表象，它的背後是，他渴望得到別人的讚許和指引。隻要稍加研究，就能一眼看透這個表象，菲利普·烏倫伯格等最了解他的人就認識到了這一點：雖然他假裝瞧不起別人，但“他其實害怕他們對他的評價——他從來不敢承認這一點。”他做事的根本動機是朋友們描述的“渴望取悅別人的女性傾向”。實際上，我們很難想象還有比威廉二世更敏感的領袖，他對別人的態度和反饋極其敏銳，他深刻地受到“時論和潮流”的影響。
威廉沒能在早年與富於同情的看護者開展穩定的交往，建立起內心基本的自尊感和安全感，於是他靠“自我客體”引導自己的雄心，決定他的理想。可是，因為威廉依賴外在的情感支持，所以他的自我缺乏統一，這也使他具有了奇特的感受力和靈活性，使他能調節自己適應環境，以獲取他需要的人們對他的肯定和支持。換句話說，他是一位演技高超的演員，他能扮演那些可以帶給他心靈滋養的角色。威廉的同時代人認識到了他性格中善於假裝的一麵。烏倫伯格喜歡叫他“普洛透斯神威廉”，普洛透斯是具有傳奇色彩的希臘預言家，可以隨心所欲地改變外形。有人問偉大的法國女演員薩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tdt）與威廉相處得怎麼樣時，她回答說：“很不錯，誰會責怪我們呢？因為他和我，我們兩個人都是蹩腳的演員。”當然，所有的領袖人物有時候都想把私下裏的性格癖好隱藏在公眾場合的麵具下麵。然而，就威廉的例子來說，我有一種感覺，他的行為隻是一連串的舞台表演，他是沒有自己性格的演員。他要通過與周圍環境的互動來完成自己，他實際上變成了他所扮演的角色的一部分。威廉扮演的人物能給交往不深的觀察者留下非常可信的印象，可以歸因於他表演的誠懇和投入，歸因於一個事實：他隻有在覺得自己得到了周圍人們的肯定和欣賞時才會感到和諧。
同樣，威廉對外在撫慰的渴望根源於他焦灼不安、有時似乎無法克製的自大。他不由自主地想要展示自己，最常見的形式是辭藻華麗的講話和頻繁的出行。人們把威廉叫做Reisekaiser，即“旅途中的皇帝”。在私人生活中，軍方和非軍方的扈從讓他感到了同樣的肯定，就像國事訪問、盛宴、講話和遊行給他的感覺。威廉從1888年登基直到1941年在流放荷蘭期間去世，他身邊始終環繞著同一類人，一群見識狹隘、趣味單一、自覺“優雅”和“聰明”的貴族紳士，這不是偶然的。這個小圈子在社會、政治、學識、文化甚至情趣方麵都持有類似的看法。他們似乎還認識到，自己對皇帝的主要作用就是給他提供心理支持。經常見到新麵孔、去到新地方讓威廉心情激動，同樣，這些扈從講的奇妙而睿智的故事也讓他心情愉快。這些人對威廉的熱情和誇大的遵從就像人群的歡呼聲，加強了他脆弱的自尊。菲利普·烏倫伯格是環繞在威廉身邊的一個典型人物，他認識到了威廉對外在肯定的迫切需求。1897年6月，他告誡朋友比洛怎樣與這位皇帝打交道，比洛即將前往國外的辦事處擔任國務卿的職位：
德國皇帝進入明斯特市，身後是第13騎兵團旗幟連
威廉認為一切都是針對他個人的。隻有私人觀點可以給他留下印象。他想指導別人，他不喜歡聽從別人的指導。乏味無聊的事情他一點也不能忍受。反應遲鈍、態度僵硬或者表麵上一本正經的人讓他厭煩，他們不可能贏得他的好感。威廉二世想要脫穎而出，他每件事情都親自出麵，每個決策都親自作出……他喜歡喝彩聲，是個雄心勃勃、忌妒心強的人。要想讓他接受某個觀點，你必須提出這個觀點，就好像這是他的意見。你必須把一切解釋清楚，便於他理解……千萬不要忘記，陛下大人時時需要讚美。他是這樣一個人，如果重要人物沒有不時對他認可，他就會很落寞。隻要你別忘了在適當的時候對陛下大人表示認可，你的一切願望都可能得到滿足。他非常感激你的認可，就像一個聰明乖巧的孩子一樣。
威廉不僅依賴身邊的人一再確認他本人的重要性，還依賴扈從為他提供他自己欠缺的方向和目的。的確，最近的幾篇論文和已出版的大部頭菲利普·烏倫伯格書信集揭示了扈從對皇帝施加影響的程度。這個興趣狹窄的精英團體通過威廉能夠對當時的政府舉措施加微妙而無所不及的政治影響。
因為威廉的性格具有這些特征，所以，許多當代人得出結論，認為威廉二世精神“不正常”，意思是指威廉那令人不解的行為是遺傳性或者生理性紊亂的結果。但比洛卻不認為威廉在這個意義上是不正常的。他認為，皇帝隻是極度傲慢而已，他用傲慢掩飾他內心深刻的不安全感：
威廉二世的傲慢表現為不能自拔的自我吹捧，這種做法不僅惹人反感，在政治上也十分危險。他這麼做在很大程度上是想要掩飾內心的不確定、甚至焦慮，外界往往意識不到他頻繁地陷入這樣的自我懷疑。本質上，他不勇敢，他是膽小怯懦的人。
正如比洛和烏倫伯格認識到的，了解皇帝的性格和政治舉措的關鍵，在於了解他內心的脆弱。他的脆弱將會給德國造成不利的政治後果。但與此相悖的是，威廉在努力彌補和克服自己的精神缺陷的同時，培養並形成了特殊的具有象征意義的領袖能力。換句話說，他沒有安全感，缺乏心理上的連貫與和諧——即病態自戀——這個特點正是其曆史意義的根本所在。
德國皇帝、媒體和德國的公眾輿論
“政治上，誰也不會為別人做什麼，”俾斯麥在1857年寫道，“除非他覺得這件事也符合自己的利益。”這位19世紀最偉大的政治領袖也許用這句話概括了他的從政秘籍，一位傳記作者稱之為俾斯麥“一切政治行為的基本準則”。俾斯麥認為，理性地追求自我利益對個人、群體和國家都是很自然的；是的，這是上帝的旨意。所以，政治家在道義上必須明確本國的利益，並嚴格要求自己實現這些利益。俾斯麥認為，國家行為“唯一堅固的基礎”是“自我中心而非浪漫主義。”私人感情、強有力的精英或政黨的願望、公眾輿論等都要服從於實現國家利益的目的。這些因素可以被操縱，以服務於奉行的理性外交政策，卻絕不能由它們決定外交政策。在俾斯麥看來，國家要以自我利益為基礎采取一定的外交舉措，這麼做幾乎是不可避免的。比如1887年11月，俾斯麥安慰英國首相索爾茲伯裏（Salisbury）大人說（索爾茲伯裏擔心，當時還是威廉王子的德國皇帝登基以後，德國的外交政策會傾向於反英），任何人，不管是皇帝還是總理，都不能讓德國這艘大船偏離預定的航道。俾斯麥在給索爾茲伯裏的信中寫道，您不必擔心威廉會推行反英政策。“在德國，反英或者親英都是不可能的。”不管皇帝是誰，“他將會並且隻能受日耳曼帝國利益的影響。為了維護本國利益必須遵循的道路是明確規定的，不可能偏離。”
可惜，俾斯麥對盎格魯—日耳曼關係的預測錯了。事實證明，他對政治行為的性質所持的樂觀而理性的態度與20世紀的大眾政治格格不入。1888年威廉二世登基以後，德國的現實政治被具有象征意義的政治取代了。1890年，俾斯麥懷著滿腔憂憤告老還鄉，回到弗裏德裏斯魯（Friedrichsruh）——剛愎自用的德國皇帝想要親自掌舵德國這艘大船，把俾斯麥推到了一邊——此後，在國內和國際上，德國的航向不再一目了然。確鑿無疑的是，像年輕人一樣魯莽的皇帝以及像年輕人一樣魯莽的德國都想加快航行速度，這艘船的螺旋槳轉得更快了。德國進入了威廉時代。
德國政治生活的戲劇性變化體現為領袖風格由俾斯麥式變成了威廉二世式，由俾斯麥努力實現德國的理性利益變成了威廉皇帝注重公眾輿論和他本人的公眾形象。的確，威廉的許多顧問不能理解，威廉為什麼癡迷於他與臣民的關係，尤其是媒體所反映並施加了影響的君臣關係，雖然這些顧問正是19世紀政治生活的產物。“人人都抱怨說，陛下不肯閱讀政治報告，”威廉登基後不久，常年擔任外交辦公室軍機顧問的弗裏德裏希·馮·霍爾施泰因這樣寫道，“但是與此同時，他卻每天閱讀30到40份剪報，一份接一份地讀，還在邊邊角角寫滿評論。真是奇怪的性格。”
威廉的這些滿腹牢騷的顧問們注意到，他傾向於關注報紙和報紙上刊登的政治報告，這反映了他經常覺得公眾輿論對決定政治舉措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1895年亞美尼亞危機期間，英國駐柏林的武官向威廉抱怨說，俄國報紙《大眾報》（Grashdanin）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反映了俄國對英國固有的冷漠態度，這種態度阻礙兩國達成融洽的關係。威廉的回答很能說明問題。他說，《大眾報》像一般的俄國媒體一樣，因為發行有限，所以沒有值得重視的影響力，它絕對沒有像其他國家那樣的媒體影響力，尤其是英國。亞美尼亞的醜聞令人遺憾，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必須感謝的正是媒體和由它主導的英國公眾輿論。
威廉二世沒有把這場血腥的近東危機歸咎於土耳其人和亞美尼亞人的行為或者歐洲列強的政策，歐洲列強正想辦法在舉步維艱的奧斯曼帝國保護和促進本國利益。他甚至沒有直接指責英國政府，英國想加快土耳其的崩潰並從中漁利——德國外交辦事處的許多人持這種觀點。相反，皇帝卻責怪英國媒體對公眾輿論的影響力。出於相同的理由，他抹殺了俄國媒體的政治價值。由於發行有限，《大眾報》對俄國的廣大民眾沒有真正的影響力。閱讀俄國報紙的是指引俄國政府的政策方向的人，這個事實在皇帝看來似乎無關緊要。在他看來，至少就這個例子而言，決定國家發展道路、定義領袖性質的是公眾輿論和媒體（隻要它能影響公眾輿論）。
威廉的一項主要任務成了追蹤媒體，因為他認為公眾輿論非常重要，媒體作為統治者與臣民之間的媒介，擁有強大的力量，它同時影響和反映公眾輿論。他把重大的政治變化，比如1906年初英法的外交甚至軍事合作歸咎於德國媒體，因為它“同時譴責”了這兩個國家。威廉相信，德國媒體對英法兩國的公眾輿論都產生影響，所以它導致了決定性的政治舉措——這項舉措對德國十分不利。不過，作為公眾輿論的反映，媒體也指示了未來的政治舉措。例如，1896年，威廉預測，英國將很快決定接手德國的殖民地，因為“英國報紙透露的消息顯示，英國的反德情緒在穩步增加，這說明對方的敵意比我們此前認為的更加根深蒂固。”威廉意識到，公眾輿論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歐洲成了一個至關重要的政治因素，他的顧問們卻沒有看到這一點。雖然他宣稱而且有時候認為自己完全不屑於理會“當今的觀點和時論”，但他身為德國皇帝的所作所為卻常常基於一種態度，他在1896年12月向英國駐柏林大使表達過：雖然他本人願意促進英德之間的理解，但他卻“不能違反德國人民的利益和意願采取行動。”
他意識到，他必須當一名“現代的皇帝”，必須對臣民的需求保持敏感並積極作出回應。他相信公眾輿論和媒體作為統治者與臣民之間的媒介，在政治上十分重要。這些認識是他病態的自戀心理的直接結果。他癡迷於“德國人民的利益和意願”——因此往往無視德國的國家利益——這是公眾輿論（通過媒體）對他個人具有重要意義的直接結果。公眾輿論對他具有如此強大的影響，於是，他似乎順理成章地認為，它對一般的政治生活也具有同樣重大的影響。按照精神分析的理論術語，媒體所表達的公眾輿論可以說充當了皇帝的“自我客體”：它成了外部世界的一個方麵，它為他提供了自己身上找不到的方向和支持。
威廉缺乏清晰而連貫的內在目標感，所以他依靠公眾輿論調整自己的態度，安排自己的活動——就像依賴別的、往往互相抵觸的自我客體一樣。一般來說，威廉似乎不能形成自己的觀點。威廉的觀點是對別人的觀點作出的反應，就像隻有在磁場存在的情況下才能形成具體圖案的鐵銼屑一樣。有時候，威廉僅僅是把身邊謀士的觀點據為己有。但是，當他采納的觀點與當時的談話對象截然相反時（這種情況並非罕見），他也需要另一個人對此持有有理有據的看法，以便他在澄清自己的觀點時能夠即刻作出應對。在這個意義上耐人尋味的是，他的許多電報和信函本質上是對他與別人談話的敘述；他的立場隻有在描述他的答複時才能得到闡釋。這種衝動的參照反應也構成了威廉表達自己的主要方式的典型特征，他形成自己的意見，並向顧問表達，都用這種方式：即他在報紙、外交報告和政府報告的邊角寫滿龐雜的評論。這些旁注說明，威廉深受媒體所反映的公眾輿論的影響。我們不僅可以看到，威廉確實閱讀許多份報紙，而且很明顯，他之所以形成許多個人觀點和政治判斷，都是對媒體彙報的公眾情感的直接回應。從心理學的角度，可以說，公眾輿論參與決定了威廉的觀點。此外，通過追蹤媒體對自己的反應，他能夠評判自己的行為造成的公眾影響。他的內心沒有能力評價自己的一舉一動是否適當，必須依賴周圍環境的反饋來規範衝動的行為。侍從們適時的幹預能夠阻止威廉踏上可能導致災難的政治道路，同樣，公眾通過報紙所表達的負麵反饋也能引導他忽然改變立場，雖然他的這個立場在幾分鍾之前還似乎不可動搖。
雖然公眾輿論可以幫助威廉形成觀點並引導其行動，但是，對他來說，其主要職能卻是像他的扈從一樣提供外在的肯定。雖然威廉二世是皇帝，從小被作為傑出的公眾人物撫養長大，但他成為大家注目的焦點時，依舊會產生強烈的滿足感。比洛在回憶錄中寫道，群眾的歡呼很快就能讓威廉陷入無邊的興奮狀態。“在我任職期間，每次隻要陪同皇帝去什麼地方，他很少不會在禮節性的出場後宣布，這是他一生受到的最熱烈的迎接。”威廉在這些場合極其快樂，這對他的行為產生了直接的影響，例如，當他覺得自己受到英國公眾輿論的讚賞，得到英國媒體的支持時，他就會想辦法奉行明顯親英的政策。
威廉二世相信公眾輿論對政治生活具有強大的影響力，輿論對他本人也的確發揮著巨大的作用，這使他所處的立場很成問題。威廉與公眾輿論的關係讓他遇到了政治困境和個人麻煩，這些困擾在他1909年5月寫給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信中表現出來。威廉寫道，他覺得奧地利前一年10月把波斯尼亞—黑塞哥維納吞並之後，人們“責怪”他造成了歐洲的緊張局勢。“尤其是一般的媒體，”他發牢騷說，“它們用最卑鄙的手段反對我。”雖然文章的論述不盡準確，但是威廉認為，報紙對他的攻擊應該被嚴肅對待，因為“我們必須考慮一個事實：公眾輿論基本上是由報紙製造的。”他最後寫道：
既然君主對上帝負責，必須保護交由我們照看的國家福祉，那麼在“公眾輿論”對我們的行動產生影響之前，密切關注它的發生和發展就是我們的義務。如果我們發現它源自受到玷汙的、陰溝一般的渠道，來自上麵提到的不光彩的媒體，那麼，我們的義務將會是而且必然是大力糾正和抵製它。
就我個人而言，我完全不理會報紙上的閑言碎語，但是我不能克製一種焦慮感，如果不予立刻糾正，任由有關我的政策、我的國家的無恥肮髒的謊言自由傳播，它們不斷重複、不被反駁，很容易在兩國人民之間滋生仇隙。公眾輿論需要明確的信息和引導。
威廉寫給沙皇的信從一開始就表達了他作為“絕對”君主，在一個大眾日益參與政治的時代所處的不可避免的困境。作為獨裁者，他對報紙的批評不屑一顧，但他顯然很容易受報紙影響。理論上，他隻對上帝負責，但他又認識到，他的領袖地位最終取決於自己在臣民心目中的分量。威廉麵臨的任務是，調和他絕對自信的表麵與他對媒體強大影響力的認可，絕對自信的表麵對他本人、對他行使政治職能是必不可少的，而媒體和公眾輿論對他、對現代政治生活也都具有強有力的影響。他必須調和自己的需求，既要看上去“完全不理會報紙上的閑言碎語”，又要滿足不可遏製地投入大量精力閱讀報紙的衝動。
在世紀之交的歐洲，君主統治的現狀不斷發生著變化，威廉自相矛盾的政治立場也許是不可避免的。威廉所麵臨的困境也是他那個時代每一位世襲的歐洲君主必須以這種或那種的方式直麵正視的問題。但是，雖然威廉的政治障礙絕非特殊，但他心理上所處的深刻的個人困境卻是直接源自他對臣民的感情和觀點的情感依賴。
在這篇論文當中，筆者把相當的注意力放在公眾輿論為威廉實現自我客體的三種基本功能上，筆者如此強調威廉對自我客體的需求，也許已經令讀者覺得不以為然了。畢竟，每個人一生都需要別人的反饋來幫助自己樹立目標，明確輕重緩急，評價行為是否適當。每個人一生都需要別人的肯定才能覺得自己是活著的，這也是很有價值的。不過威廉的不同之處不在於他要用自我客體來支撐自己，而在於他的需求太多。換句話說，威廉的困境在於，他明顯地受到公眾反應的擺布。群眾的讚美讓他興高采烈，進入一座城市時人群的喝彩讓他心情振奮，報紙對他某次講話的好評讓他心滿意足，反之，當他覺得自己不被臣民欣賞或者遭到貶低和批評時，他也相應地感到氣餒和痛苦。
有證據表明，公眾的譴責與威廉在執政期間發生的一係列“精神崩潰”有直接關係。最著名的一次崩潰發生在威廉接受采訪的文章刊登之後。1908年10月末，威廉接受了英國報紙《每日鏡報》的采訪，這次采訪臭名遠播，當時，他不謹慎的言論在國內引起一片嘩然，帝國國會要求對威廉的言行予以限製。他早先的一次崩潰發生在1897年1月，當時，他在勃蘭登堡的全國飲食節上發表了煽動性的講話，結果遭到嚴厲批評。比洛回憶道：
皇帝因為講話失敗非常難過，講話失敗的消息不可能向他隱瞞……他發生了精神崩潰……他本以為自己“坦率”的講話會取得巨大的成功。
隻說威廉覺得自己受到批評還不夠。在某種程度上，每當他覺得自己與國民背道而馳時，他的強烈反應都表明，他把國民對講話的反饋看成了對他的輕蔑和毀滅性的顛覆，蔑視他滿心自豪地創造和展示的東西，顛覆他本以為——實際上是料想能夠得到公眾歡呼、以便在情感上得到支持的價值。用當代的精神病學術語概括，我們很難確切地了解威廉的精神崩潰有哪些典型特征，準確的觸發因素可能是什麼。毫無疑問，它們是各種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不過，這些極度焦慮和抑鬱的心力交瘁的故事說明，德國人民的支持和正麵反饋對威廉順利履行個人和政治職能是至關重要的。
威廉對公眾輿論的極度依賴使他處於搖擺不穩的心理狀態，而公眾輿論本身的性質又容易加強他的情感脆弱性。威廉把公眾輿論作為自我客體，這一點尤其成問題。首先，公眾輿論過去是、現在仍然是難以定義和評價的。威廉幾乎不可能直接感受到德國人民的所思所想。威廉主要是通過媒體的中介，利用媒體對公眾輿論的反映，來體會他與民眾的至關重要的關係。這種關係可能被無數次扭曲。不管他讀了多少篇文章，他始終不能準確地領會媒體所表達的公眾觀點。他讀到的隻是報紙觀點和新聞報道而已。
不光威廉覺得他必須以公眾輿論投射到媒體上的自己被扭曲的形象為根據；公眾輿論也不可避免地以他被媒體扭曲的形象為根據。跟隨威廉多年的王室騎兵隊長齊德利茲·特魯施勒（Zedlitz-Trützschler）於1904年在日記中寫道：
皇帝對媒體報道驚人地敏感。有關他的生活的報道不真實或者不準確，這本身沒有害處，但如果有人把這些內容向他報告或者他自己讀報時偶然看到，他就會非常惱怒。
威廉對有關自己的不實報道感到苦惱，可以歸因於他擔心德國人對他產生誤解，並導致他高度依賴公眾反饋。這些使認識問題被進一步複雜化，因為威廉時期的德國意見嚴重分歧，這意味著在任何具體時刻都存在眾說紛紜、往往非此即彼的公眾觀點。威廉缺乏內在的連貫性，他必須依賴自我客體，可是這個客體本身深刻地不統一、不一致。此外，在威廉統治期間，德國民眾的情緒頻繁地發生戲劇性的改變，這也加強了它為他提供的支持的前後不一性。得不到臣民的支持就無法長期行使職能，所以，威廉的領袖作用帶有德國公眾輿論諸多特征的標記。威廉目標混亂，不能堅定不移地推行自己的政策，屢次中途作出草率的改變，這些都在某種程度上歸因於媒體所反映的公眾輿論的特點，即不明確，不可避免地被扭曲，還有前後矛盾。最後還應該指出，威廉對德國公眾輿論的依賴把他推向一些方向，而他所依賴的其他自我客體如扈從或者親友則把他推向另外一些方向。因為他用來安排和指引自己行動的環境缺乏連貫性，所以他的政治觀點和行為更加前後不一。
可是，如果說，威廉對公眾輿論的依賴使他的政治領導低效無力，那麼，他在努力擺脫由這種依賴而造成的政治和個人困境的過程中，表現出了左右公眾輿論的興趣和技巧，這是那個時代的領袖、是世襲君主所沒有的。威廉想主要通過媒體的中介，控製德國人民的感情和觀念，克服他在君臣關係中的無助感，因為媒體現在有能力影響公眾輿論。他在寫給沙皇的信中強調指出：“公眾輿論需要明確的信息和引導。”如果威廉和國家基本上是統一的，那麼，他就不會麵臨身為絕對君主的悖論，他的領導角色取決於公眾的支持，因為隻有當他與臣民步調不一時，他才會意識到，起帶頭作用的是他們而不是他。實際上，威廉利用媒體來鼓勵德國公眾接受和適應他的政策和優先決策，這樣一來，他降低了自己對國民的依賴，加強了自己的政治權威。心理上，威廉通過控製公眾輿論，也采取行動保障了臣民對他的長期支持，從而緩減了他情感上的無助和脆弱感。威廉對德國人民的所思所感建立起一定的控製之後，也加強了他對自己、對他的政治和心理命運的控製。病態自戀的直接結果是，威廉漸漸形成了具有象征意義的領袖風格，它的當代性勝於傳統性，宣傳效果大於王朝榮耀；這是一種適合現代民眾社會的領袖風格。
威廉用極粗糙的方式努力“引導”公眾輿論，阻止報紙或刊物發表他認為含有誤導、不當、不實或惡意內容的文章，不讓它們敗壞威廉或其政策的公眾形象。他經常給助手施加壓力，讓他們扣壓批評文章，迫害“敵意”的編輯，政府審查德國媒體的權力受到限製，使他常常大為惱火。如果不能製止批評性的或者錯誤百出的文章發表，他就“大力糾正”可能引起的公眾誤解，辦法是政府發表否認公告，利用媒體辟謠，友好地勸說，或者施加壓力，在同情政府的報紙上表明自己的觀點。例如，在英日關係尤其敏感的時期，威廉對德國發表的幾篇批評英國皇室的文章很是氣惱，在威爾士王子即將到訪之際，他命令“我們的媒體必須在他到達前8天，隻刊登有關這次旅程的態度友好的文章。”不僅要避免威爾士王子在德國媒體麵前遇到尷尬，他還鼓勵德國人分享自己對此次訪問的熱情。一般來說，在威廉對英國持友好態度時期，他努力在德國和英國人民之間培植一種類似的互利友好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