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文·佐內斯 丹尼爾·奧弗
我們之間橫著一堵你們25年來努力修建的高牆，但它在1973年被摧毀。那是一堵無法消解、不斷升級的心理戰的高牆……
我們雙方必須承認，這堵牆在1973年轟然倒塌。可是還有一堵牆。這堵牆構成了我們之間的心理障礙，是猜疑、拒絕的障礙，是恐懼、欺騙的障礙，是缺乏行動、作為或決策的幻覺的障礙。
是每件事、每句話都被曲解、被腐蝕的障礙。我用正式語言描述的這種心理障蔽，構成了整個問題的70%。
今天我來拜訪你，我問你，為什麼我們不能懷著信念真誠地伸出雙手，共同摧毀這個障礙。
——總統安瓦爾·薩達特1977年11月20日向以色列議會的講話
人類社會環境的每一次變革都讓他必須麵對適應新情況的任務，可以稱為文明新曙光的巨大變革對他的要求自然尤其之高。
是否有能力創造新的適應變化的結構（或者更可取的是增強現有結構的力量），將會決定他的成敗——準確地說，將會決定他的心理存亡。
——海因茨·科胡特
內容簡介
已故的總統薩達特認為，阿以衝突70%是心理衝突。姑且不論他的看法是否正確，顯然，用心理分析的方法來探討阿以衝突及其領袖，對研究衝突本身以及一般性地在社會科學中應用精神分析學都具有啟發性。為了說明上述觀點，本章從阿以衝突的角度，認真探討了幾個模型，這些模型過去被用來對領袖及其追隨者開展社會心理學研究。
我們很清楚，這些模型都不夠完善，不能夠如我們所願準確地分析構成衝突的不同要素。但是，每一種模型都有充分的資料可供應用，使之真正趣味十足。
我們接下來用3種模型來研究社會環境、領袖和追隨者之間的相互作用。我們希望說明，每一種模型都可以被充分應用於研究領袖及中東衝突的其他方麵，應用於探討哪些資料是全麵應用這些模型必不可少的。
我們將要認真探討的模型分別是：國民性格模型、精神病理學模型和自我係統模型。國民性格模型是從其他兩者中抽象出來的，在另一個層麵發揮作用。它影響政治製度和和平進程發生發展的環境。後兩種模型與此相反，它們提出要更加切實地理解領袖及其追隨者，以便較直接地作用於這些進程。
分別用這三種模型來研究阿以衝突的關鍵問題似乎都很適當，包括領袖在衝突中的作用。簡而言之，這些模型本來就是要作為研究複雜的社會現象的心理學框架發揮作用的。
猶太人—穆斯林關係
在深入探討中東的領袖這個複雜問題前，應該簡單地回顧一下猶太人與穆斯林的曆史關係。雙方關係的標誌是長達數千年的相對和平和彼此尊重。根據伊斯蘭教義，猶太人和基督教信徒被認為是“酷愛聖書的人”，有權信仰自己的宗教。同理，根據猶太教義，其他宗教的信徒也有來生。猶太人被告知：“你不要辱罵他人的神”。與別的宗教相反，沒有什麼禁止穆斯林和猶太人建立友好的關係。
當然，也存在一些問題，在穆斯林國家，猶太人有時也不受尊重。不過，幾個世紀以來，信仰兩種宗教的人們保持著良好的關係。例如，15世紀，猶太人被西班牙驅逐時，他們受到了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歡迎。
20世紀前葉留下了猶太人—穆斯林友誼的明顯跡象。1901年，猶太複國主義運動的創始人西奧多·赫茨爾（Theodor Herzl）訪問巴勒斯坦時，得到了巴勒斯坦的統治者、土耳其蘇丹阿布都哈米特的熱烈歡迎。20年後，侯賽因的兒子、麥加的謝裏夫（Sherif，意為“聖裔”）埃米爾·費薩爾（Emir Feisal）當上了伊朗國王。他此前曾與幾位重要的猶太首領進行過會晤和談判。費薩爾多年來與美國人費裏克斯·法蘭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保持通信，在一封引人思考的信中，費薩爾指出：
我們覺得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在種族上是表親，他們都遭受類似的強權壓迫；讓人高興的巧合是，他們也都能為共同實現國家理想邁出第一步。
從後來的以色列和阿拉伯在中東地區的政治曆史來看，這種情感現在也許顯得相當過時，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兩國人民以特殊的方式相互聯結的觀念卻始終存在。
目前，阿以衝突被繼續描述為猶太人與穆斯林之間的衝突。這種說法非但沒有澄清、反而模糊了問題的實質。從一開始，以色列共和國就與土耳其建立了密切而相互尊重的關係，而土耳其也許是當今世界上最強大的穆斯林國家。以色列與阿富汗或巴基斯坦之間沒有明顯的敵意。現在，埃及和以色列的關係基本正常化，埃及這個最強大的阿拉伯—穆斯林國家被排除在衝突之外。
根本要點是，猶太教和伊斯蘭教都不存在固有的引發衝突的要素。它們的教義也不乏解決爭端的基礎。實際上，過去幾百年來，中東地區阿以衝突的基礎一直在演化、在變遷。要想理解這一衝突及其領導問題，就必須認識到這些變化。民族主義、宗教、種族、族群淵源和階級，這些因素隨時光的流逝都發揮過程度不等的作用。20世紀80年代的衝突與40年代的衝突就明顯不同。
領袖的三種模型
國民性格模型
國民性格研究成了跨文化人類學和心理學研究的傳統，它的內容極豐富。其目的是把一種文化中的某些個體心理學研究普遍化，以此概括生活在這種文化中的“典型”人物的主要感受、習慣和應對方法。雖然社會科學領域論述阿拉伯國家或阿拉伯文化的重要著作寥寥無幾，但是，關於阿拉伯國民性格的研究卻為數眾多。讓人意外的是，對以色列國民性格的研究卻相當少。也許這反映了阿拉伯世界在西方社會科學家眼中更具神秘性。人們不禁會有一種感覺：用心理學來研究外國文化，主要是因為這些文化用慣常的社會科學研究方式無法理解。
大量研究旨在掌握“阿拉伯個性”的基本特點。這些研究歸納了整個阿拉伯世界不分國界、社會階層和具體曆史經曆的普遍特點。它們從阿拉伯人內心隱含動機的角度分析“阿拉伯人的心理”，辦法通常是詳細敘述阿拉伯世界教養兒童的主要做法。此類研究中最著名的兩個例子——書名分別是《阿拉伯人的思想》（Arab Mind）和《阿拉伯人的氣質與性格》（Temperament and Character of the Arabs）——抓住了此類著作的風格，更重要的是，它們說明了迄今展開的阿拉伯國民性格研究的全部範疇。
按照這類阿拉伯國民性格研究搭建起來的個性模型傾向於認為，阿拉伯人普遍具有基本的性格特點，比如“刻板，多疑，肆意泛濫的敵意，不接受現實檢驗”等。這些所謂的性格特點與具體的群體毫無關係；精神分析家或用精神分析學研究社會科學的學者也不會接受、不會認為此類現象是理性認識“阿拉伯個性”的有用方式。這些特點在其適用的領域，也無法證明它們的準確性。相反，它們是簡單的已知條件，被用來分析人們認識到的阿拉伯世界的幾乎一切現象，從政治動蕩到經濟落後，從反對西方的情緒到棘手難辦的阿以衝突和阿拉伯一方應負的責任。
此前，在中東展開的國民性格研究存在基本的缺點，導致了對此類研究的批評。具體地說，在中東，“基本個性”從來不是根據對具體個體的縱向研究得出的，而是根據東拚西湊的大雜燴得出，這些雜燴把論述兒童教養方式的人種報告與小說、神話和民間傳說、兒童故事及關於成人和各種組織的其他人種報告聯係起來。
用這種方法分析個性，存在諸多缺點，它們不要求精心而細致的剖析；因為缺點太明顯了。過去開展的此類研究所采取的方法遭到了毀滅性的批評，這裏隻需列出其中的幾條意見：
1.沒有詳盡闡述國民性格對行為的其他影響——個體行為與整體的文化行為沒有區分。
2.因而也沒有係統地探討人格與行為的其他決定因素之間的吻合或脫節。
3.沒有具體指出性格特征和行為在個體中的分布。
4.在構建“國民性格”時，從來沒有係統地考慮過性格和無意識的心理動力因素。
5.由此創造的抽象概念從來沒有用具體而係統的研究與具體個體研究的對照加以證實。
這些批評似乎相當尖銳，人們也許會質疑，繼續把國民性格模型作為研究阿以衝突的適當問題加以考慮有沒有意義。不過，雖然對這個模型提出了上述批評，但是，將來也許可以找到新的辦法，把它用於文化和性格研究。其中顯然得出一些重要的歸納，了解和熟悉阿拉伯和以色列雙方的學者願意認為它們是中肯的。這些歸納紮根於性格結構的心理動力學的程度，以及它們在人們的社會和政治生活中發揮作用的程度，都有待進一步的經驗研究。
把這種性格學的概括與阿以衝突中的領袖研究相關聯，這個問題此前還從來沒有係統地探討過。研究人員用多重性格來描述阿拉伯和以色列人的“國民性格”，而多重性格與任何一種領袖風格都不存在明顯的聯係。
領袖與追隨者之間的關係不是由研究“國民性格”的新手所表述的性格學特征來定義的，至少有兩個原因：首先，它沒有具體說明這些性格特征的分布或者突出表現，所以沒有先決理由可以認為某位領袖由於具備某種特殊的性格，將會取得成功。
埃裏克森在分析甘地的文章中斷言，
偉大的領袖之所以……偉大，他們之所以成為領袖，主要是因為他們親身經曆了人民謀求身份的鬥爭，其方式既極度個人化，又具有代表性。
埃裏克森這裏所指的是群體現象，而個體則漸漸開始共同定義他們的國民性格。個體成為領袖，是因為他以某種沒有具體指定的方式切身經曆了國民性格之所以形成的那些過程。但是顯然，埃裏克森過於簡單地得出了這條“真理”。他沒有具體說明這個過程如何運作以及為什麼會運作。
想要通過認真分析國民性格特征來建立領袖—追隨者關係，還會遇到第二個典型的難題。精神分析理論指出，性格與行為之間不存在簡單對應關係。同樣，也沒有理由認為，領袖的行為與追隨者的性格之間存在這種對應：這種關係，包括領袖與追隨者的特殊共鳴，要被準確而明白地指出，然後才能一步步領悟領袖的性格和行為與追隨者的性格之間的關係。
必須對領袖、追隨者以及兩者之間的互動展開更為精深複雜的研究——行為學以及心理學的研究，我們才可能明白，領袖為什麼會成為眾多追隨者群體的領袖，才能具體指出一位領袖某些方麵的領導風格，即他有效地與眾多的追隨群體發生關聯的領導風格。
精神病理學模型
人們用各種方式開展精神病理學研究來探討某些政治製度下或者不同政治製度之間領導和衝突的問題。司空見慣的是，領袖的精神病態成了深入分析衝突、理解政治進程的傳統模式。人們研究領袖，往往從經典的弗洛伊德模型入手，首先探討他的本我、自我、超我——理想自我的相互作用，這些概念被小心求證，根據是這位領袖的出身及其意識和無意識的表現，包括夢境和幻想等。童年生活、他與父母的關係、他成年後與重要對象之間的關係，這些都從精神病學和臨床角度被詳加探討。領袖的精神病理症狀越明顯，就越容易根據臨床診斷得出精神病的結論。實際上，此類研究真正突出的地方在於，研究人員願意根據臨床上不可接受的證據得出診斷結論。此外，屢見不鮮的是，他們從不持續地把診斷結果與研究對象後來的行為和情感狀態相關聯。即使有，也隻是把研究對象的精神病學診斷與對他的政治行為的觀察相聯係，這種聯係本身在臨床上不會被接受。
在1980年美國精神病學協會召開的會上，M。N。沃爾什（M。N。Walsh）提出了此類研究的一個例子，令人印象深刻。他深入研究了魯道夫·赫斯，並診斷赫斯患有精神分裂症。赫斯逃亡英國的故事惡名在外，這次出逃被描述為赫斯的幻想，他既沒有得到希特勒、也沒有得到德軍高級指揮部的支持。
不過，人們不必診斷在目前衝突的領袖問題上，類似的幻想發揮了什麼作用。總理貝京給許多觀察家留下的印象是，他正是基於這樣的幻想采取政治立場，尤其是與曆史事件有關的幻想，雖然這些事件似乎不像大屠殺那樣與當代休戚相關。
軍團就是這種幻想的一個例子。1983年夏，以色列包圍西貝魯特期間，總理貝京在寫給美國總統裏根的一封信裏，為軍隊的行為尋找理由。他指出，它就像以色列在包圍柏林，要把它從納粹手中解放一樣。
以色列總理貝京，戴維營談判前（來源：美聯社，1978年9月2日）
他能在當下看到曆史——尤其是猶太人在納粹統治時期的曆史。有位美國外交官隨同其他美國官員被卡特總統派去挽救戴維營協議，他親眼目睹了一個類似的例子。有一次，談判結束後，人們聽到總理貝京在哼歌。這很奇怪，因為談判結束之際，雙方根本沒有達成共識，而且貝京知道美國人回國以後會把協議破裂的消息報告給卡特總統。後來，在一次招待會上，一位美方談判人員問以色列內政部長伯格，總理哼的是什麼歌，伯格也聽到了貝京哼歌，伯格回答說，總理哼的是猶太人進入奧斯維辛毒氣室時哼唱的歌，歌詞大意是，德國人可以摧毀猶太人的肉體，但他們永遠不可能打垮或者摧毀猶太人的精神。
貝京寫給裏根總統的信和他哼的歌都是真實意思的表達，在這個意義上，存在著他把大屠殺的情感帶入中東衝突的問題。
阿以衝突中，阿拉伯一方也具有類似的不當要素。阿拉伯人的一部分認識是以幾個世紀以來他們受異族統治的屈辱為基礎的。比如，英國的殖民力量相當明白地表示，他們對阿拉伯殖民地評價很低，他們把阿拉伯人視為“女性”殖民地，比不上他們用來為英國武裝力量組建軍團的“男性”殖民地。阿拉伯人對英國人態度的認識，可以體現為丘吉爾在英國於1948年從巴勒斯坦撤軍時說過的一句話。當時，阿拉伯人威脅要摧毀以色列，據說，丘吉爾問英國陸軍參謀長韋弗爾將軍對這個問題怎麼看。韋弗爾回答說，阿拉伯人在數量上是以色列士兵的5倍，但是，因為1個猶太士兵能抵7個阿拉伯士兵，所以，以色列絕對會贏。據說丘吉爾回答道：“那好吧，我們沒什麼好擔心的了。”阿拉伯人也許借用了英國人的這種認識，把它作為構成他們自我感覺的一個組成部分。
顯然，阿拉伯人當中的恐怖分子、尤其是巴勒斯坦人的活動往往更多地被用來改變阿拉伯同胞、特別是他們自己的自我認識，而不是用來傷害以色列人。所以，如果充滿同情地對待巴勒斯坦人，就會認可一位巴勒斯坦社會學家的看法，即本質而言，巴勒斯坦革命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是自我身份的改變。
最重要的是，他們覺得黎巴嫩秘密警察的日常迫害讓他們得到了解放。他們覺得能夠自衛，能夠更加充分地參與革命，參加戰鬥。他們感到更加自豪。革命帶給他們的不過是士氣。
的確，在阿拉伯人眼中，巴勒斯坦人遭受了最大的屈辱和忽視。他們因此產生的憤怒可以說指向了內外兩個方向。為了了解巴勒斯坦人的自我形象，人們也許可以看看巴勒斯坦人民的領袖阿拉法特公認的缺乏內涵的肖像。薩達特、侯賽因和阿薩德等阿拉伯領袖呈現的是中產階級形象，而且得到了更加普遍的接受，與此相反，阿拉法特主席並不刻意掩飾自己發了福的肚子；他穿著浪漫的革命家風格的衣服，所呈現的形象既不像阿拉伯人，也不符合西方人眼中受尊重和大權在握者的樣板。
必須在這個意義上理解巴勒斯坦人的許多行為——他們經常既是觀眾又是演員。他們反應靈敏的公關感覺並非沒有同時指向更大範圍的世界輿論。巴勒斯坦人努力呈現的形象針對的是以色列人、歐洲人、第三世界國家、蘇聯和美國。但他們往往也主要針對自己。所以，他們在黎巴嫩戰爭中宣告勝利，他們從貝魯特撤軍時大張旗鼓，好像勝利凱旋，這些行為都必須從這個角度加以理解。他們的姿態也是一種聲討，聲討讓他們幾個世紀以來倍感屈辱的軟弱無能、得不到認可。
人們也用領袖的心理病態與追隨者的類似病態相互適應來解釋為什麼某些領袖能吸引大批追隨者。心理病態也在全社會得到承認，但沒有特意把它與領袖或者追隨問題相聯係。後一類心理病態的極端形式也許就是分析家格洛弗（Glover）和斯特雷奇（Strachey）提出的。格洛弗認為，政治權力的概念、甚至政治狀態的存在反映了“嬰兒尋求擴大地盤的無意識心理現象”。斯特雷奇也認為，這種狀態是“群體性退行”，這種退行容易造成病態是其性質使然。
用來分析衝突的另一類主要病態，是向他人投射的攻擊型精神分裂。精神分析家和其他學者屢屢指出這種現象的普遍性，它的闡釋往往是以家庭為例，即在家庭內部產生，投射到外部世界，以保持家庭完整性的攻擊性。社會科學家在社會組織的幾乎一切層麵都用這個觀點來解釋衝突。它還多次被用以解釋阿以衝突的持續性，因為研究人員發現，戰爭成了保持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各自團結的一種手段，這種團結原本十分脆弱。向別人投射攻擊心理被認為是一種取代強烈的攻擊和憤怒的方式，否則，這種強烈情緒會重創阿拉伯社會。
人們經常指出，穆斯林和猶太人關係親密，實際上，這可能是敵對心理的轉移。例如，我們提到了埃米爾·費薩爾（Emir Feisa）對阿拉伯人與猶太人特殊關係的看法。以色列和阿拉伯鄰國之間的衝突似乎尤為嚴峻，因為衝突發生在具有特殊關係的對手之間。一些學者認為，既然雙方的關係休戚相關，他們提議從家庭動力學的角度理解阿以衝突。
人們經常強調指出，最血腥、最邪惡的戰爭是內戰。尼克斯·卡讚茨基（Nikos Kasantzakis）在他描寫希臘內戰的著作《帕雅羅》（Pappa Janaros）中，用嘲諷的筆調寫到了“殺死兄弟的酣暢痛快！”形形色色的內戰中表露出來的強烈敵對也給許多其他作家和曆史學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使他們震驚。人們正是用這個觀點來解釋阿以衝突之所以持久、強烈和十分棘手的原因。
這場衝突中的“兄弟”彼此產生了特殊的憎惡，所以，至少僅從轉移攻擊性的片麵角度來解釋衝突的綿延持久，似乎是沒有用的。這種轉移攻擊性可以用更符合常規的方式理性地分析為反對“外人”——反對作為外人的以色列或者阿拉伯——或者發生在較大的閃米特家族，反對別的“兄弟”。
對追隨者病態心理的研究相比於領袖研究較為落後，雖然弗洛伊德啟動了這項事業並奠定了重要的開端。在心理病理模型中，追隨者常常被看做是具有被削弱或者不充分的防禦機製的個體，他們通過身份認同，能夠把領袖接納為自己的防禦結構。這個模型的含義是，在發生經濟危機或者政治危機時，心理病態的領袖之所以能夠出現，是因為追隨者一方對防禦機製的需求十分強烈。
雅布隆斯基（Yablonsky）不久前對暴力幫派作了一項研究，他詳細描述了紐約市一位小兒麻痹症患者被一群波多黎各青少年殺害的經過，這個幫派作為群體，多年來一直以相對健康的方式存在著。可是，隻要這夥人的固定頭目一離開紐約，不管是去找工作還是去度假，這夥人都會發生暴力犯罪。實際上，小兒麻痹症患者被殺時，幫派頭目不在城裏；他走了以後，這夥人的壓力如此之大，他外出剛剛兩天，他們就接受了一位幾近精神錯亂的人當領導。正是在這位新領袖的慫恿下，小兒麻痹症患者被殺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