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我們是一個農耕文明國家，不是一個海洋國家，我們不會像日本，像英國一樣要咄咄逼人地走向海洋。我們每個人也缺乏海洋國家的冒險型性格。我們這個民族是整體內斂的，是對海洋不熟悉的。明朝開始我們就禁海，鄭和下西洋，走了一圈回來啥事也沒做，既沒有建立殖民地，也沒有開通商業渠道。這是我們農耕文明的性格。
任何一個大國崛起，最先是海洋的崛起。當我們崛起的時候，我們首先遇到的挑戰來自海洋。原來，我們不熟悉海洋，不知道海洋為何物，不知道如何應對海洋挑戰，或者說我們的應對之道不夠老謀深算。我們經常是該軟的不軟，該硬的不硬；該跟國際接軌的時候沒接軌，該理性展示憤怒的時候，我們一不小心變成了“打砸搶”。這種“打砸搶”反映的是我們愛國主義的情緒，但在非理性的包裝下，一不小心就被西方人詮釋成“中國人都是一批暴民”。所以其實我們今天的國際形象有兩種，一種是我們自己感受到的國家形象，一種是別人感受到的國家形象。
我們自己感受的國家形象是，我們很窩囊，老被人欺負，連菲律賓這種小國也敢欺負我們。中菲建交37周年的時候，我主持了一場對話。菲律賓總統顧問說，中國是大國欺負小國；我們這邊說，你們小國都敢欺負我們大國。兩者似乎都有道理，誰對誰錯？我們中國人自己感受到的是我們國家很窩囊，小國都敢欺負我們，於是我們對外交有很多不滿。似乎我們國力越來越強，國民卻感覺國家越來越窩囊了。
國際上卻感覺到一個越來越咄咄逼人的中國。中國的軍力不斷崛起，中國的軍艦不斷地進行演習，一不小心就很巧妙的路過釣魚島，或者不小心就擊落一顆衛星。經過日本、歐美的媒體一渲染，我們的形象就成了一種暴力的形象，真是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西方人說這是一批暴民，中國人的形象一夜之間就毀了。
其實中國在許多問題上不夠“老謀深算”。一個大國需要“老謀深算”的城府和謀略，要懂怎麼應對這些問題。我們從來不關心海洋，今天我們也沒有海洋委員會，隻有一個海洋局。就像以前我們很不重視能源，隻有一個能源局，現在總算組建能源委員會了。所有這些都慢慢在改革。就像我們一直呼籲中國像美國一樣，成立一個國家安全委員會，由國家元首統籌，下麵設各個部門，公安、情報、企業、宣傳等。中國的宣傳也很糟糕，釣魚島問題的白皮書，我們呼籲好久了，千呼萬喚始出來，不久前才剛剛完成。南海問題的白皮書到現在還沒出來。這也是大國成長的一個煩惱，我們過去沒有經曆過這些東西，所以不懂。無論是人的思維方式、行為模式，還是我們國家的形態、機製，都完全跟不上。
邱震海：到底如何來研判我們今天的安全環境，我們麵臨的不穩定因素到底是被低估了還是被誇大了？
談到中國周邊的問題，它有兩個影子，美國的影子和戰爭的影子。如果每個議題都處理不好，不夠老謀深算的話，我們為每個議題都可以打一仗。但顯然我們不能承受所有的戰爭。我們周圍的安全問題已經嚴重到每一條戰線都可以燃起一場熊熊大火。
20年前我們從來沒有擔憂過會有戰爭，因為當時我們周圍都是老朋友，我們有美國老大哥，有日本援助我們的改革開放，歐洲也是我們的好朋友，我們怕什麼？但當今天我們周圍沒有朋友的時候，在南海問題上我們築起了一道長城，長城後麵隻有我們一個國家，長城外麵是所有針對我們的國家。今天南海的問題，已經發生了很多質變。2011年東亞會議開始後，全世界站在美國這邊，南海問題的議題已經從原來純粹的主權爭議變成航行自由的問題。一說到航行自由，不僅僅跟中國有主權爭議的國家介入了爭論，連歐洲、日本也介入了。
我2011年10月份到日本跟日本現任防衛大臣森本敏見麵，當時他還是一個學者，他不知道自己會當上防衛大臣，否則他就不會跟我那麼坦率。他當時對我說，我們要提出航行自由問題，這個問題的提出使中國處於非常孤立的狀態，因為全世界都會站到我們和美國背後。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信號，所以很多問題發生了質變。
但我們再問另外一個問題，情況真的很嚴重嗎？也許我們正在把中國的周邊安全問題有所誇大。今天中國的周邊安全困境，跟20世紀50年代相比怎麼樣？五六十年代中國被美國包圍的時候，中國完全是一個被孤立的國家，一窮二白，跟世界上其他國家沒有任何貿易。美國那時同樣與很多國家結盟，在中國周圍組成了半月型的包圍圈。今天希拉裏說“Weareback（我們回來了）”，又在中國周邊組建起一個包圍圈。這兩個包圍圈一比較，當然是20世紀50年代的形勢嚴重多了。20世紀50年代，中美之間沒有任何的依存關係，而今天中國買了多少美國國債？上萬億美元！美國如果不能保證中國企業資產的安全，中國跟它沒完。如果中國把投資美國的資產撤出，美國也完蛋。所以我們今天也不要去誇大周邊的安全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