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勇：非常高興能參與鳳凰網博報的活動，我講的題目叫“重新認識近代中國”。今天在座的學生很多都是學曆史的，但是到目前為止，我們對近代中國的認識還是局限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麼一個概念裏。“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個概念從延安時期到現在已經有70年的曆史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個概念對中國共產黨、對今天的中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就是意識形態的貢獻。但實際上從1980年改革開放開始，我們就麵臨一個怎樣重新認識近代曆史的問題。
1980年對近代中國的討論當中就有什麼叫半殖民地，什麼叫半封建，怎麼來評論它的討論。1989年之後這個問題沒有繼續爭論下去，但是隨著中國經濟的單向增長和發展，這個事情很值得重新去考慮。所以這裏我談的都是我對近代中國基本脈絡的一些想法。這些年我一直在做近代史的研究，近代的幾個重大問題——辛亥革命、戊戌變法、晚清新政、1894年甲午戰爭、1895年《馬關條約》，我都有專門去研究。經過積累，我覺得有辦法、有可能來重新認識近代中國。首要的一個問題是，近代中國的主要使命和近代中國的主題究竟是什麼？
近代中國的主題隻有一個，就是中國怎樣回應世界、怎樣走向國際。這個主題很簡單，為什麼簡單？五四運動之後，我們很多人批判古典文明、批判傳統，認為中國古典文明有問題，我覺得我們中國的古典文明沒有什麼大問題。17世紀之前，中國的古典文明已經成為世界一流的文化傳統。在農業社會的條件下，中國文明在當時應該是世界上發展最好的。我們不必懷疑中國傳統文明的體製架構，它沒有問題。
從公元15世紀開始，西方傳教士逐漸進入中國，他們對中國文明是仰視的態度，以至於後來西方在啟蒙運動、社會發展中對中國文明的重視程度都非常高。今天西方的文化體製、檢察製度，包括當今中國需要學習的三權分立，在中國古典文明當中都有很好的例子。但是到了近代，中國的古典文明就出了問題，問題在哪兒？因為西方發生了工業革命，引起了世界的巨大變化，這是跨時代的變化，在這種跨時代的變化當中，中國文明沒有能夠及時跟上。我的結論是，近代中國的全部問題來源於中國要回應西方工業革命所改變的曆史走向和曆史進程。如果沒有西方工業革命，中國文明可以更長久。五四運動時梁漱溟就講，沒有西方，中國可以就這麼繼續走下去；有了西方，中西之間如果不去交流溝通，永遠不去搭建橋梁的話，中國文明也有繼續走下去的可能性。但是西方發生了工業革命，它改變了世界的麵貌。
工業革命產生了一個最直接的後果——產能過剩。產能過剩之後，它就要求市場和資本往外走。在過去的100年中，我們對這個問題很不理解，我們對外國資本保持著一種完全妖魔化的態度，認為外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對中國有政治野心、有領土野心。其實到今天為止，我越來越覺得我們錯誤估計了帝國主義、外國資本在中國的使命和目標。如果過去這樣給外國資本主義“翻案”、給帝國主義講好話，人們會認為你動機不良。但是現在我們已經很容易解讀這個問題了。因為最近30年中國經濟的增長，特別是最近10年的增長，是我們的資本走出中國，去非洲、去美國。今天中國資本在國際上產生的困難就是外國資本當年在中國的狀態。我們怎麼去理解中國資本在非洲、亞洲的狀態，就可以怎麼去理解外國資本在近代中國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