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之後，我才知道這個總是那樣關心著我的女人原來就是我的生母！我的生父與養父交情很深，養父多女無子，便把我要了過來，且鄭重言明，以後再不準與骨肉之親有任何來往，親生父母更不許再認我，無疑是怕我知道內情之後近親生遠撫養。我不敢說這是鄉間的陋俗，但它是鄉間多少年沿襲的規矩，正是因為這規矩，生母對我隻能悄悄地愛，戰戰兢兢地愛，也是壓抑著將要噴湧出心田的複雜感情去愛。
這是一種奇異的母愛。
一種默默地關注，原來是一種奇異的母愛！原來愛就藏在隻言片語中！大概世間最大的痛苦莫過於至親不能相認，但不能相認並不代表不愛，相反的，那位母親用另一種方式在詮釋一種更為深沉、更為無私的母愛。
我的母親
文/佚名
我小時候身體弱，不能跟著野蠻的孩子們一塊兒玩。我母親也不準我和他們亂跑亂跳。小時候不曾養成活潑遊戲的習慣，無論在什麼地方，我總是文縐縐的。所以，家鄉老輩都說我“像個先生樣子”，遂叫我做“糜先生”。這個綽號叫出去之後，人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兒子叫做糜先生了。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裝出點兒“先生”樣子，更不能跟著頑童們“野”了。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門口和一班孩子“擲銅錢”，一位老輩走過，見了我，笑道：“糜先生也擲銅錢嗎？”我聽了羞愧得麵紅耳熱，覺得太失了“先生”身份！
大人們鼓勵我裝先生樣子，我也沒有嬉戲的能力和習慣，又因為我確是喜歡看書，故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過兒童遊戲的生活。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裏去“監割”（頂好的田，水旱無憂，收成最好，佃戶每約田主來監割，打下穀子，兩家平分），我總是坐在樹下看小說。十一二歲時，我稍活潑一點兒，居然和一群同學組織了一個戲劇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槍，借得了幾副假胡須，就在村口田裏做戲。我做的往往是諸葛亮、劉備一類的文角兒；隻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榮一箭從椅子上射倒下去，這算是我最活潑的玩意兒了。
我在這9年（1895-1904）之中，隻學得了讀書寫字兩件事。在文字和思想的方麵，不能不算是打了一點兒底子。但別的方麵都沒有發展的機會。有一次，我們村“當朋”（八都凡五村，稱為“五朋”，每年一村輪著做太子會，名為“當朋”）籌備太子會，有人提議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隊裏學習吹笙或吹笛。族裏長輩反對，說我年紀太小，不能跟著太子會走遍五朋。於是，我便失掉了學習音樂的惟一機會。30年來，我不曾拿過樂器，也全不懂音樂；究竟我有沒有一點兒學音樂的天資，我至今不知道。至於學圖畫，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常常用竹紙蒙在小說書的石印繪像上，摹畫書上的英雄美人。有一天，被先生看見了，挨了一頓大罵，抽屜裏的圖畫都被搜出來撕毀了。於是，我又失掉了學做畫家的機會。
但這9年的生活，除了讀書看書之外，畢竟給了我一點兒做人的訓練。在這一點上，我的恩師便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剛亮時，母親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從不知道她醒來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便對我說昨天我做錯了什麼事，說錯了什麼話，要我認錯，要我用功讀書。有時候她對我說父親的種種好處，她說：“你總要踏上你老子的腳步。我一生隻曉得這一個完全的人，你要學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丟臉，出醜。）她說到傷心處，往往掉下淚來。到天大明時，她才給我把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學。學堂門上的鎖匙放在先生家裏；我先到學堂門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裏去敲門。先生家裏有人把鎖匙從門縫裏遞出來，我拿了跑回去，開了門，坐下念生書，十天之中，總有八九天我是第一個去開學堂門的。等到先生來了，我背了生書，才回家吃早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