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美國的傳媒企業一般都是由富豪和大型金融財團所控製。為了獲得強大的資金支持，傳媒企業一般都會迎合他的幕後推手，為他們做各種各樣的社會公關，甚至是產業推銷。美國批評學派的先驅赫伯特·I·席勒就在他的著作《思想管理者》中指出，美國媒介受到“雙向管製”。最重要的是，傳媒企業在經濟上依賴大財團，這讓傳媒行業本身變得不再獨立，其後果就是讓媒體在運作中帶有強烈的利益傾向性。其實不難發現，這種說辭多麼的貼切啊！在美國，現在的傳媒企業基本上是靠攏在財團旗下。這些財團隻要揮舞一下大棒，那傳媒的運作行為就會受到影響。於是，現在就出現媒體以誘導輿論來實現各個利益集團複雜的利益目標的現象。
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今天，傳媒全球化還在發展中。一些西方媒體人士認為，由於傳媒發展天生帶有強烈的政治和文化因素，因為其走向全球化的道路顯得非常艱難。當今，中國雖然實施了全麵改革開放的政策，但在傳媒領域，中國政府始終沒有“放手”。加上中國獨特的政治和文化，讓西方媒體控製中國輿論的野心變得更加強烈。2007年，中國傳媒業總產值為4811億元，比2006年增長13.6%。其中，圖書和移動媒體分別占據一、二名的位置。西方媒體分析這樣的形勢之後，覺得進軍中國市場已經成為一個必然的選擇。
相對於中國來說，西方媒體企業都是集團化程度高、競爭優勢明顯的企業。它們牢牢地控製著行業內的話語權。中國在麵對其衝擊時一般都是被動應對和“單向被影響”。更可怕的是，西方金融寡頭們旗下的傳媒集團不但互相之間存在鬥爭，而且在核心利益上有著共同語言，於是它們也有合作的機會。世界有線電視和傳媒領域領軍企業TCL公司首席執行官約翰·馬隆就確切地描述了它們與默多克的競爭關係——“競爭對手、合作夥伴、共同策劃者”。在經濟利益上，西方傳媒巨擎之間存在著激烈的競爭，但在對中國政治、文化方麵的滲透上，西方媒體有高度一致的“共同感”。它們隻會用它們共同的政治文化來“改造”中國獨樹一幟的政治文化。從這個角度說，西方世界之間既存在競爭也存在聯合的關係。
在綜合利益的支配和政治文化主導權的爭奪背景下，西方媒體開始步調一致，並選擇了一個低經濟成本、高政治、文化收益的攻擊戰略——“妖魔化中國”。它們大量地報道中國社會陰暗麵，並無限度地誇大。美國斯坦福大學一位教授做過一項統計，1996年之後的5年時間裏，像《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和《時代周刊》這樣的美國主要媒體對中國負麵報道和正麵報道的比例在30∶1。由於中國輿論的相對不成熟，其媒體總是處於一種被動挨打的境地。麵對西方媒體口無遮攔的毀謗，中國媒體和政府往往選擇緘默。西方媒體認為“沉默就是默認”。於是在雙向層麵上，西方媒體妖魔化中國的道路近乎“一片平坦”。
雖然西方媒體在言論上抵製中國，但這些金融寡頭控製下的傳媒企業卻非常渴望獲得中國市場。1993年，德國總理科爾首次訪問中國，貝塔斯曼乘機將其“書友會”引入中國；2001年3月，維亞康姆總裁雷石東拜會中國領導人之後，隨即在中國與中央電視台等上百家電視台展開了合作。而在中國市場業務最深入的，當數默多克的新聞集團。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默多克就頻繁造訪中國，拜見政府要員。到現在，他已經成為對中國傳媒影響力最大的西方人。
現在我們看出，作為一個西方傳媒企業，它既是一個政治攻防戰的排頭兵，同樣也是一個金融財團的利益實踐者。在西方，尤其是美國，傳媒企業利益擴張到最大限之後，它就成為一個綜合利益的爭奪者，成為一個大到無與倫比的金融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