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交涉中，RCFP官員嚴正提出，如果在新聞報道設置任何的“保護傘”，那將使輿論受到誤導，並產生負麵的社會影響。因為，如果Intel濫用壟斷地位屬實，那他就傷害了消費者的切身利益，同時也阻礙了新生的、有生命力的企業進入市場。這會是一種無視社會道德的行為。而且，就股東權利方麵，Intel方麵一直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不公布案件真相，那該公司的股東權益也會受到很大的損失。
基於以上原因，媒體代表方麵與法院方麵產生了激烈的摩擦。最後三方達成一致妥協，AMD和Intel允許法院將部分秘密文件公之於眾，媒體在有限的資料裏可以無限地報道。就這樣，一場關於媒體知情權的鬥爭以雙方和解而結束。但從事件中我們能發現，在利益衝突中，媒體的作用會被弱化，但由於媒體天生“高於普通層麵”的特性，使得它在衝突中往往能以社會道德精神贏得勝利。輿論總是與民眾站在一條線上。一旦媒體掌握了知情權，那輿論會在情理中得到升華。這是一個定律。但由於媒體常常有“玩弄”民意，為某個利益集團服務的傾向，因此“非獨立的媒體宣傳”對“輿論純正”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在知情權得到全麵行使的過程中，一些社會問題也會出現。就像上麵的“Intel壟斷案”一樣，公民和團體的隱私權會很快與之產生摩擦。不難發現，在民主社會中知情權和隱私權都是受法律保護的。但自從人類社會進入“民主時代”後，這兩方麵的矛盾就沒有消除過。在媒體行業，知情權與隱私權之間頻頻產生震動社會的“新聞中的新聞”。其實也就是說，民眾的知情權基本上是建立在媒體基礎上的。如果沒有媒體提供傳播新聞事件和信息的平台，那民眾在很大程度上看不到一個“透明的社會”。就法律角度來說，適合全體成員都有知政權、社會知情權、信息了解權，而媒體似乎就是這一法規的執行者。所以，媒體本身受到法律的控製會相對小一些。
在處理知情權和隱私權的時候，有各種各樣的技巧，而且因人、因地、因時而變化。例如，在做對名人新聞報道時，我們更傾向於尊重知情權。殊不知，名人社會影響力，要承擔一些社會影響作用。他們的精神價值會塑造適合形象。因此名人的隱私權就不那麼保守。媒體也有知情權，對事實，或是名人的隱私進行報道。這就實現了民眾的知情權。這是新聞傳播的價值所在。
就中國傳媒行業來說，它在創造社會影響力方麵的確不如西方國家。但這絕不是空穴來風。從過去幾年中國的重大新聞事件報道的角度來說，中國媒體明顯地表現出滯後和保守。它們也說出一套理由來，為了避免小道消息傳播；為了防止影響安定局麵；為了避免產生恐慌和混亂。如此一來，不難想見的後果則是，對於突發事件的消息封鎖，以及煞費苦心的統一口徑，顯然不可避免地導致真實信息的傳遞遭遇過濾，至少也是延期。於是，一件突發事件產生後，公眾本應該也有權在第一時間獲得準確真實的信息，從而可以采用最及時妥帖的措施避免損失。但現實情景卻是，往往事件發生許久，小道消息都已漫天傳播了，所謂的權威消息才經過冗長複雜的程序與公眾見麵。這樣的消息，單就新聞價值而言都大打折扣，更遑論對於突發事件的處理有所助益了。
正是處於這種落後狀況的考慮。2007年6月24日，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修改之後的《突發事件應對法（草案）》。撤銷了從前的“違規擅自發布新聞”和在突發事件應急處置工作時“並對新聞媒體的相關報道進行管理”的規定。這樣一來，中國的媒體話語權得到提升，而民眾的知情權也毫不含糊地得到鞏固。
在美國，媒體知情權依然需要建設；在中國，我們需要傾向於打造媒體知情權的威信，並讓其與輿論緊密捆綁，以民眾知情權來擴大社會正氣的“新鮮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