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參觀了德裏的一個貧民窟，我外祖母在那裏做慈善工作。在一篇日記中，我記述了一個“外表輝煌，根子上遭受經濟重創”的地方。這裏的房子千差萬別，從“高檔的磚房到中等的土坯房再到貧苦人住的塑料房子”。現在再讀到這些文字，我感到是一個年輕人突然清醒地看到他過去從未注意過的現實。我寫道：“當你看著一個衣不蔽體的4歲男孩，臉上帶著瘀青，拿著一個水瓶到水龍頭旁邊幹渴地等著打水時，你會感覺世界再大、發生的事情再多也無關緊要了。”
大學畢業後我想當作家，我日記中那些過於精雕細刻的散文就表明了我的誌向，但是臨近畢業時，我感到進入這個領域絕非易事。由於上次去印度的情形曆曆在目，我忽然有了另一個打算：我可以去印度。一時心血來潮，我申請到麥肯錫公司的管理谘詢公司工作，我父親在美國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這家公司。我得到了孟買分公司的一個職位，選擇去那裏是因為我喜歡這座城市，也是因為我在這裏的親戚很少。我決心要在印度逃離大家庭的保護，自己開辟一條道路，完全依靠自己來尋找自己的根。
我乘坐的飛機在那個橘黃色的夜晚降落在孟買，一位身著白衣的司機高舉著一麵寫有我名字的牌子在機場等我。他要帶我去麥肯錫為外地谘詢人員提供的“旅舍”——為了節省住旅館的開銷，公司讓白天工作的員工夜裏一起住在那裏。
夜裏降落在一個毫無生氣的城市，而此時你恰恰需要什麼來證明它生機勃勃，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大街上車輛稀少，平日裏熱鬧的買賣場景一下子停歇了，餐館和酒吧也都關門了。但是第二天一早我一覺醒來，樓下已經是一個繁忙熱鬧的大孟買。這個城市好比那種精致複雜的菜肴，整齊地排列在盤子上，嚇得你不敢動筷子，生怕一動就會破壞它的秩序。幾百萬人乘列車、巴士、小轎車或者步行經過他們早晨的路線，商店開門，清掃人行道，給錢，拿錢，停下來喝點早茶。剛開始，我非常享受旅舍裏溫暖周到的服務：廚師給我做煎蛋，幫我洗衣服，仆人們為我鋪床疊被。漸漸地，這成了我在孟買閑遊的根據地。我通過一些日常雜事來了解這個城市。我在雷蒙德公司做了兩套西裝。我去找熟人吃飯，雖然為數不多。我去看未來的工作地點，開銀行賬戶，從一個流動商販那裏買了一部手機，他竟然把諾基亞手機藏在了一個灰色公文包裏。
後來，我開始去逛孟買的鬧市區。自從離開家那一刻起，我身上就蒙著一層汗水。我混入了包含城市各階層的人群中：忙碌的新興中產階層，身上係著新手機的免提裝置，快速地在人群裏穿梭，將大部分人落在後麵；地位不高但工作穩定的辦公室職員，就是被老板稱為“工人”或“男孩”的那些人，襯衫隨意地外穿著而不是紮在褲子裏，手裏拿著塑料袋而不是公文包，腳指頭從橡膠涼鞋裏伸出來；城市裏的無業貧民比平常人的速度要慢一些，他們的黑頭發由於營養不良而呈現棕色，有時候乞討但大多數時間隻是遊蕩；出售水果、振動器和書籍的生意人；兜售貨品的小販和流浪漢；積極進取的和逆來順受的；外來人口和本地人；飽經風霜的麵孔和剛剛上妝的臉頰。
三周在旅舍的舒服日子就要結束了，這是麥肯錫給的假期，目的是幫我適應環境安頓下來。這時我不得不麵對實際問題了，首先就是找房子住。一個騎摩托車、蓄著大胡子、名叫薩利姆的房屋中介給我找到了一個我租得起的住處。這是一間收費客房，是指將別人家裏的一個房間隔出來在黑市上出租。它的麵積相當於一個寬敞的衛生間，位於教堂門區（Churchgate），算是一個簡陋的住處，裝著日光燈，塑料台麵。床小得可憐，蟑螂倒是生生不息。
但是不管怎樣，我在這裏待的時間很有限。麥肯錫的商業模式是，將我這種甚至根本不知道商業模式為何物的年輕人派到他們偏遠地區的客戶那裏工作。他們說，你隻要住在公司裏、和公司員工一起吃飯、讓自己成為公司的一部分，你就可以改變一家公司。這相當於委婉地說我工作日必須住在古吉拉特邦的紡織業城市艾哈邁達巴德，隻有周末才能回孟買（一個我誰都不認識、無家可歸的地方）。如果你不熟悉艾哈邁達巴德的情況，這似乎是個公平交易。它是古吉拉特邦最重要的城市，這個邦極端拘謹，而且禁酒，大部分人都是素食者，當時最出名的事件是持續數日的宗教暴力事件，大約2000名穆斯林和幾十名印度教徒喪生，事情就發生在我到來的前一年（2002年）。更為糟糕的是，我的客戶是一家製藥公司，經理天天說著我聽不懂的藥學術語，什麼原料藥（API）、新藥申請（NDA）、非處方藥市場營銷和他們的使命，就像艾哈邁達巴德的夜生活一樣令人振奮。
在艾哈邁達巴德工作的頭幾天，我經常有事沒事就去衛生間，隻是為了逃避。人們說著南腔北調的英語，我根本聽不懂：當你召集大家一起開會時，他們會說正在“巡回演出”，顯然他們沒有參加滾石樂隊，隻是在外旅行；他們把三根手指並在一起讓你等“兩分鍾”（他們的意思其實是一個小時）；當他們想讓你特別留意某件事情時會說“請做必須做的事情”；“下半天要和PRP開個SM會”（意思是說下午要和董事長開個銷售和市場營銷會，PRP是董事長名字的首字母縮寫）。負責“銷售和營銷會議”的是一個高個子、剃光頭的人，名叫甘奈施，他信仰印度教的大象神，傳說他的襪筒裏塞著一把手槍。在會上，你在質疑他的賬目之前可要三思。
不過，最神秘的新概念還是“老家”，我最終發現我的老家是我的祖先們在距離現在最近的時期給奶牛擠奶的那個小村莊，雖然這裏的“最近”意味著1500年。
“你從哪兒來的？”典型的對話往往是這麼開始的。
“華盛頓特區。”（我7歲時全家離開謝克海茨，最後定居在美國首都近郊，馬裏蘭郊外。）
“沒錯，沒錯，你說得很對。”停頓，“但是你來自哪裏？”
“美國。”
“不是。這當然沒錯。事實上，我哥哥就在新澤西的特倫頓。我去過美國兩次，紐約還有加利福尼亞。”停頓，“但是，我的意思是，你的老家是哪兒？”
“我生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蘭市，在中西部地區。”
“不是這個意思，你的老家。你肯定是個印度人，這沒錯吧？”
“是啊，當然。”
“所以你的老家是哪裏？我隻是問這個。”
“我父母是在孟買長大的。”
“那麼，基本上，你是個馬哈拉施特拉人（Maharashtrian）。可你的姓氏是格裏哈拉達斯。”
“事實上，我有一半泰米爾血統，一半旁遮普血統。”
“泰米爾和旁遮普！”和我說話的人驚叫起來，被這麼膽大妄為的地域通婚驚得瞠目結舌。（泰米爾納德邦位於印度最南端，延伸到印度洋裏，旁遮普則位於大北邊，夾在巴基斯坦中間。）“可是這怎麼可能呢？”
“他們是在孟買認識的。”
“那麼基本上，基本上你是個旁遮普人，沒錯吧？”
“可以這麼說。”
“那麼基本上你父親是個旁遮普人。”
“不，母親是旁遮普人。”
“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所以你父親是個印度南方人？”
“沒錯。”
“哦，哦，哦。”停頓，鬆了一口氣。總算把我對號入座了。“所以基本上，你是個南方人。”
“沒錯。隨便你怎麼認為都行。”
當然，有些新語言還是熟悉的，比如“堵得水泄不通”、“提前”、“滾燙”，因為我父母經常這麼說。在美國時，我努力不去學這些說法，為的是不讓別人感到自己作為移民的孩子跟周圍的美國人不一樣。現在回到印度，我卻要重新學習，為的是不要表現出自己不是印度人。
在艾哈邁達巴德的大部分日子裏，我午飯吃一盤貝爾普裏（bhelpuri），一種擺著一圈羅望子的街頭小吃。有些特殊場合我們在美國比薩餐廳吃自助餐，它們就在附近的購物商場裏，除了名字有點美國氣息，比薩裏放的盡是印度配料和香料。漸漸地，我習慣了晚上吃薩莫薩餅（samosa），習慣了男性之間不斷的身體接觸和手拉手，習慣了在印度沒人會聽你說話直到你老到拄起拐杖。黃昏後，麥肯錫團隊回到旅舍休息。我大部分印度同事畢業於同一家工程學院，然後又從同一家商學院取得了工商管理碩士學位，他們共同擁有著錯綜複雜的、旁人無法穿越的文化和經曆。比如幾個男人坐在一張床上，把鞋襪脫下來丟在地板上，邊摳腳邊喝酒。他們會說些自以為是黃段子的笑話，但實際上並不色情，因為他們對女人最深入的了解也就是和一幫男人在床上說黃段子。
在美國，按照一般人的標準衡量，印度人活得非常壓抑。我們是笨蛋，是在其他人揮霍享樂時受苦受累的模範移民。現在到了印度，雖然我還是原來的我，但我周圍的人受到的壓抑卻比我大得多。有個同事跟我說他也想移民去美國，但又害怕妻子變得自由放縱。另一個快30歲的同事告訴我，她父母給她的自由已經很大了，但她絕不會在結婚前親吻自己的未婚夫。所以我有了一個新角色，成了搞笑大師，這個角色對我來說驚人的陌生。我會去古吉拉特邦釀私酒的人那裏買酒。每到周一，同事們都圍在我周圍問我周末又惹出了什麼醜聞，這樣一來我幾乎忍不住想故意製造一些。我成了一個愛開玩笑的人，一個嚴肅團隊中的輕鬆搞笑人物，而我在美國時向來是很嚴肅的。由於周圍人的看法不同，在美國當印度裔美國人和在印度做印度裔美國人成了截然不同的兩種人。
孩提時代回印度探親時，我們總是會得到親人親切的接待，他們用各種好吃的食物招待我們、擁抱我們、花時間陪我們。我們被寵得感覺自己像英雄。也許我回印度的一個沒說出口的預期是這個國家會隨時迎候我，隻要願意，我隨時可以重新占有它，它會熱烈地歡迎我，會需要我並且為我騰出地方，但是我受到的接待卻比期望中冷淡很多。我的同事們感到要想達到和我同樣的水平，必須付出更多的努力，他們這種感覺是合情合理的。我以兩位數的高錄取率被一所美國大學錄取，而他們必須在大量申請者中遙遙領先，因為印度事業單位的錄取率隻有1%。我曾經去國外旅遊，在高級餐館就餐，學習人文科學來拓展自己的思維，並且有實習經驗，所以對於工作中的某些方麵駕輕就熟，而大部分印度人卻不具備這種能力，比如怎麼在商業宴請中舉止得體，怎麼與職位高於自己的合作夥伴交談，怎麼將一個想法與世界其他地方最近發生的事情聯係起來。他們對我這些本事十分豔羨，但是他們似乎也有些怨恨，就好像我這些才能是家庭外逃帶來的不義之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