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親沒有想辦法挽留他。現在他走了，他經常從波士頓寫信給她，她也回信。他們之間的友誼加深了。快畢業時他在克利夫蘭找到一份工作，在上班前回印度過暑假。兩年過去了，我父母的魚雁傳書取得了成效。那次旅行快結束時他最終向母親求婚，她起初是大吃一驚，然後陷入沉默。在電影院的黑暗中，她感覺這短暫的沉默持續了好久，似乎過了好久才聽到自己說：“好的。”她本來害怕父母會反對她和其他部族的人結婚，但父母比她想象中要開明得多，他們很看好我父親的性格和教育背景。世界正在改變，哈佛畢業生不管家庭背景如何，現在僅憑自己就配得上他們的女兒。10天後他們結婚了，地點在巴克塔瓦我外祖父母家裏，因為倉促之間租不到場地。父親婚後立即隻身返回美國，而母親則等了好幾個月才拿到簽證。這是她第一次走出國門，結果一去就是永遠。
他們孤軍奮戰而令人刺激的探險就這樣開始了。不久後母親開著一輛紅色的奧茲莫比爾在謝克海茨冰冷的車道上倒車，而這輛車比很多印度人的住處都大。不久後父親操著印度口音為美國頂級公司的高管們提供谘詢。他們一起學開車，在商場裏購物，粉刷房子。附近居住的女人會停下來問我母親她前額的紅點是怎麼回事，有人甚至認為是她那裏出血了。她從一個上了年紀的猶太人鄰居那裏學會了製作奶酪蛋糕的配方，他們還發現了一家喜歡的家常餐館，名叫東方之珠。他們平生頭一次鏟雪，他們還開始建立起一個家。
在我眼中，他們與印度本國人的明顯區別是永遠成長和自我更新。他們發現了自己民族音樂之外的新音樂，發現了自己食物以外的新食品。他們穿上新款的服裝。他們沉浸在世界裏。他們開明地接受更好的觀念，放棄自己的舊觀念。他們堅持應有的虔誠，放棄那些沒有道理的迷信。他們不斷地重塑自我，放棄舊我，重新開始。我父親日後當了企業家，然後又做人力資源主管，在50多歲時去讀博士，後來又當上了教授。我母親剛開始是一名家庭主婦，不久後學了陶藝，成了一名陶藝教師，後來又成了一名學校管理員。他們把我們從俄亥俄州帶到巴黎，然後又回到俄亥俄州，後來又到了華盛頓特區的郊外。他們一直在自我更新，而且逐漸將這種更新視為生活的目標。
這很不尋常，但又十分尋常：美國將這種風格賦予她的人民，而且一直如此。我父母用這種借鑒來的美國遺產、這種自我發明來養育我們，但這不是我們印度的遺產，那個他們大體上盡力維護的遺產。美國生活的這個層麵，按照傳統印度價值觀是不允許的。父母教育我們像印度人那樣尊敬老人，像印度人那樣為家庭犧牲，不讓我們沾染美國的消費成癮。但是他們也反複教育我們要塑造自我，走自己的路。他們不像別的印度父母那樣強迫我們當工程師或醫生：這麼做會剝奪我們的自由，而自由正是他們日益欣賞的東西。他們不會為我們選擇印度裔美國人青睞的數學和科學學校，而是提倡心靈解放、教授繪畫和曆史以及文學的私立學校，讓我們感覺自己有廣闊的發展空間，有好多種生活方式可以選擇，而這正是他們童年所欠缺的。高中時，我讀了《了不起的蓋茨比》，沉迷於小說中誘人但前途並不光明的自我創造，這是其他印度父母萬萬不肯的，而我父母卻願意花錢培養我的這種精神。
所以古怪的是，我現在反倒來印度重塑自己。這種命運無論是父母還是我都不曾想到。有時我想知道他們是否感覺被遺棄了，不僅是被我，也是被導致國家興亡的無形力量。我自己想過：如果他們是為我們離開了那片停滯的土地，如果他們是為我們在西方白手起家創造了新生活，如果他們克服重重困難，節衣縮食，做出犧牲隻為讓我們的前途更光明，那麼現在我又回到了這片他們離去的土地，這意味著什麼呢？
最初，我眼中的印度是陌生的：陌生的人群，陌生的措辭，探聽老家的問題是陌生的，對我的到來缺乏熱情是陌生的。我的老觀點還沒有變——印度是個讓人疲憊的經濟困難的國家，所以我隻看到那些過去見過的東西。事實上，在麥肯錫工作讓我看不到印度的艱難困苦。過了一段時間，我感覺這是問題的一部分。在商業領域工作，我隻能接觸事情的表麵，不能深入並直觸印度的真實情況，而這些年來吸引我、激怒我、讓我蒙羞的正是這些東西。
後來，寫作被證明是一個更好的接觸方式。當然，我大學畢業後就將寫作夢想擱置一邊。但是在孟買生活一年後，我變得不安分起來，這個夢想再度萌發。從高中最後一年一直到大學畢業，我一直在為《紐約時報》撰稿，我珍愛這份報紙。大學一年級時，我曾嚐試以印度裔的身份為《紐約時報》撰寫稿件，但是沒有成功。在印度生活了一年以後，新的機會出現了。《紐約時報》全額收購了《國際先驅論壇報》，將後者變成它的全球版，要在亞洲地區招募新通訊員。我在巴黎和新德裏參加過幾輪麵試，又寫了一篇辨析“新孟買”（Mumbai）和“老孟買”（Bombay）名稱的實習稿，順利成為該公司現代在孟買的第一個通訊員。告別谘詢業，我一點兒都不遺憾。
我一下子投入到新生活中，成了一名新聞記者，比過去還要深入地接觸印度。書架上擺滿了關於印度的書籍，周末時我坐在床上看著十幾個選題，就好像它們本身就能教給我關於種姓、印度民主、克什米爾、最重要的實業家的東西。我開始學習印地語。我列了一張單子，把我認為應該認識的孟買人全寫下來，一個個地去拜訪。從我能找到的每一個人那裏汲取選題靈感。
這些初期的混亂反映了我的自信心不足：得到這份工作簡直太棒了，但是我該怎麼向別人解釋一個連自己都沒搞懂的國家呢？我最終意識到自己所知甚少：我迫切需要理解印度，然後才能知道要去哪些地方問些什麼問題。我從印度的一頭走到另一頭，檢驗我兒時想象中的印度和新的現實情況有什麼異同。我的工作把我帶到清真寺、寺廟和教堂，荒涼寒冷的村莊和缺衣少食的貧民窟，德裏和孟買的豪華公寓，夫妻店和玻璃鋼筋大樓裏的軟件公司。我開始了自己在印度的生存，學習和印度人交朋友，愛一個印度女人，在讓人滿身是汗的集市上討價還價。
我來的時候印度正在改變，它繼續從裏向外發生著根本的變化，突飛猛進，不可思議。我孩提時感到的停滯似乎正在融化，其中一部分是翻天覆地的環境變化：大量泥土被移走，購物中心、辦公大樓和封閉式社區正在興建，餐館開業，工廠出產大量汽車，服裝廠也做起藍色牛仔褲。高樓大廈拔地而起，孟買貧民窟的居民搬進了紐約投資人出資建設的公寓大樓裏，發展迅速的村子成了擁擠的衛星城，比如古爾岡（Gurgaon）、新孟買（NaviMumbai）和電子城（ElectronicsCity）。正是那些從自己的土地上拆遷走的農民讓塔塔汽車公司（這個我父親工作過的一度停滯的企業，正是這裏毫無生氣的文化迫使他去了美國）生產世界上最便宜的汽車，售價才2000多美元。
對於世界來說，汽車成了印度崛起的標誌，它的故事暗示了印度發生的改變。舊的羈絆並沒有消除：官僚作風、貪汙腐敗、稅法、勞動法、貧困、坑坑窪窪的道路——這些負擔仍然存在。在我父親的年代，這些情況可能被當作製造偽劣商品的借口。沒錯，汽車簡直快散架了，但印度是一個窮國，能怎麼辦呢？一代人以後，同樣的羈絆有了新的解釋方法。這些特殊困難給了塔塔一個特殊的機會，公司製造出了一款世界一流的汽車。由於印度的公路沒有西方國家的路麵平整，必須有更好的懸掛係統。由於印度人收入水平低，塔塔為了節省成本，必須付出雙倍的努力來進行創新：隻安裝一個擋風玻璃雨刷器，而不是兩個；一個空心轉向軸來節省鋼材使用；後置的引擎跟割草機的功率差不多。發生改變的不是印度的大環境，而是充滿希望的新對抗方式。
我目睹印度發生的最深刻變化，不是它的工廠在生產什麼或者它的軟件工程師在編寫什麼程序，而是在心裏、在人們如何看待自己的發展方向上：印度人現在似乎知道他們不一定要像我父親那樣，隻有離開印度才能改變個人的命運。低種姓的孩子們正通過不斷地拿文憑來提升自己，婦女通過小額貸款和分散生產能夠自食其力，年輕人正從自己的手機裏找尋私人空間和自我認同。夫妻離婚時不在乎“社會”如何看待，然後又找到了新愛。世代為仆的人們不想再讓自己的女兒做仆人，送她們去上私立英文學校。素食主義者正接受肉食，而吃肉的人則正轉變為素食主義者，用口味和潮流來定義自己，而不是種姓和信仰。
簡而言之，曾經最讓我痛苦的東西，也就是人們平靜地接受命運的安排，聽之任之，這似乎正在漸漸消失。
報刊和書籍作家們幾乎跟不上“新印度”變化的速度和程度。這個精彩故事講述的是一個擺脫了束縛的國家，一頭驚醒的大象，一個改變全球的民主模式，多元化和發展。事實情況要微妙得多。印度的經濟發展並非全速增長，貧困率隻是稍有改善，程度遠遠不夠。印度與世界上其他國家重新通商，但是隻發揮了它潛力的一部分。印度在軍事和外交上彰顯實力，但卻無計劃、無目的，根本不知道自己想成為什麼樣的強國。但有一件事情是毋庸置疑的：印度的夢想迸發了。
這種夢想是擁有一台微波爐、電冰箱或摩托車，是擁有自己的房子，是打破種姓限製，是每個印度人擁有一部手機並且有朋友可以打電話聯係，是買斷對自己施行過殖民統治的英國的企業，是為愛結婚而不去考慮複雜的家庭因素，是變成有錢人，是通過革命推翻有錢人的統治。
這些夢想在某些情況下顯得壯麗輝煌，在某些情況下則隻是妄想；有時高瞻遠矚，有時遙不可及；有時切合實際，有時則不切實際；有時慷慨，有時自私；有時恪守原則操守，有時則憤世嫉俗；有時目標鮮明，有時模糊含混；有時激情澎湃，有時則遊移不定。它們互相抵消、互相緩和，而且一直受到傳統力量的頑固抵製。有些在明顯地改變印度，有些從一開始就沒有機會。但這絕不是真正的關鍵所在。正是這些明目張膽、毫無愧疚的夢想，以及它們在印度遍地開花的趨勢，才這麼堅決地將印度的過去和現在分開——將父母離開的印度和我現在返回的印度分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