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家族受教育的曆史比周圍很多美國家庭受教育的時間還長。在內心深處，我知道我們在某個地方是重要人物——是局內人，而不是局外人；驕傲，而且受人敬重。所以當我重返印度時，我想當然地認為這些還存在，這個國家屬於我們這類家庭，屬於像我們這樣講究穿著打扮、注重思想、有夢想和高談闊論的印度人。
我外祖父總是穿著花呢西裝外套，胳膊肘處裝飾著皮補丁，如果場合很重要，還會佩戴絲綢口袋巾。他有時候會加個領帶夾或袖扣。除了他睡覺時，我從沒見過他穿印度服裝。印度地處熱帶，街上普通人的襯衫下擺一般都不紮在褲子裏。但外祖父卻不，他可能覺得那樣無教養，我是這麼認為的。在印度這個最拖拉的國家，他非常守時：別人請他外出，如果就他自己，不用等外祖母收拾打扮，他到場可能會更早。他的上午過得就像個英國紳士，坐在陽台上啜著花卉紋杯裏的茶水。瀏覽報紙，時不時停下來為這個國家——他的國家——變得如此腐敗罪惡而發愁。他說這些話時，操一口優雅的盎格魯–印度口音，更加大了他和這片土地的表麵上的距離，雖然他以自己為印度公民而自豪。
換句話說，外祖父是英國政治家和曆史學家托馬斯·巴賓頓·麥考萊心目中的理想人物。1835年，在拉吉高層會議上，麥考萊提議建立一種教育製度，將棕色皮膚的印度人培養成英國式的精英分子。“目前我們必須盡最大努力，”他說，“建立一個階層，充當我們和我們統治下幾百萬人之間的翻譯。這個階層雖然在血統和膚色上是印度人，但在觀點、趣味、道德和智力上是英國人。我們讓他們提升這個國家各地方的方言，用從西方術語中借鑒來的科學詞彙豐富那些方言，逐漸使之成為向大眾傳播知識的媒介。”
這個觀點取得了巨大成功，證據就是1947年8月15日，當新的印度共和國脫離英國獲得自由時，其領導人宣布自由的講話是用英語說的，這是大部分圍在收音機旁收聽獨立宣言的印度人聽不懂的語言。在哈羅公學和劍橋接受教育的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帶著一種外國人的浪漫情懷來到印度，他和我外祖父一樣，骨子裏是個英國人。穆罕德斯·甘地的樸素穿著雖然不太像英國人，他卻是在倫敦接受的律師培訓，他的英語寫作水平比大部分殖民者都高。如果尼赫魯和甘地可以是可敬的英國人還被奉為積極的印度愛國者，毫無疑問他們國家的同胞可以聽從他們的領導。
我小時候認為，我眼中的印度就能代表整個印度，印度人都跟我們一樣。那時我還不知道這個國家還有另外的生存世界，沒有意識到我眼中的現實隻是一部分現實。不過，回顧過去，我意識到我親戚們的印度是多麼英國化。除了食物的味道、對家庭的忠實以及可怕的貧困是印度自己的特色外，有那麼多東西都借鑒自國外。在聚會上，我的親戚們喜愛三角形的三明治（去掉了麵包皮）；他們毫不尷尬地說著組織“傍晚茶”。他們的英語無可挑剔，雖然偶爾加上些自己喜歡的印地語、旁遮普語或泰米爾語。他們有自己的飲食禁忌，他們中有些人吃素，但是他們絕不像典型的印度人那樣複雜和固執，他們從不限製我和我妹妹吃我們想吃的東西。他們從不討論我們的種姓，種姓概念似乎與他們無偏見的氣度格格不入。我沒看到過他們摸腳，雖然在印度摸腳就像地球重力一樣無處不在。他們也沒有那些典型的印度做法：不會想方設法讓我們參加宗教儀式，不會沒完沒了地問東西值多少錢，也不會插隊。
在美國，隻有那些最微妙的生活方式才讓我們意識到我們屬於這個英國化的階層。我母親時不時會說“我們這種人”、“受過教育的人”和“良好的教養”這類詞語。這些詞語說起來似乎是無可挑剔的正確，無可挑剔的陳詞濫調，但我花了一陣子才明白它們更深層的含義。它們當時傳達的意思是，我們和那麼多印度裔美國人不同，我們接受美國的道德信仰，相信美國夢，不會像其他印度人那樣含沙射影地譏諷“白人”，不會有盛行於很多印度裔社區的那種過度緊張的思鄉情結。我父母不排斥我們的美國男朋友和女朋友。我們在外麵吃飯時很少吃印度菜，為的是嚐嚐其他國家的風味。父母教育我們要開開心心地全額納稅，如果餐館少算了錢要告訴服務員，而不是隻有多算了錢才告訴，雖然僥幸逃脫的心理在印度很普遍。放暑假時，母親會推薦我讀些書，它們基本上都是英國或美國的書籍，而不是印度書。
隻是很多年以後，當我來到印度時，我才開始明白我們的生活方式並非印度主流的生活方式，而是印度一個特殊階層的生活方式。這個階層自稱為“中產階層”，卻類似於某種溫和的文化貴族。它由親英派的人士組成，其子女就讀於J.B.Petit高中、堪培森學院（CampionCollege）、威爾士教堂學校、聖澤維爾高中、聖斯蒂芬學院和阿伯丁大學。我的祖父是公務員，外祖父是知名大企業的英國做派的職員；他們認為實際的買賣交易肮髒不堪。我們的父母雖然都說印地語，但從小到大都是讀英文書，用英文寫作並且用英語思維。我們在印度的親戚熱愛自己的國家，但是他們的熱愛是一種觀點，而不僅僅是發自內心的感情。由於要定義我們所屬的階層，必須先排除不同於我們的人，我們在評價自己時潛意識裏不經意地將不同於我們的家庭排除在外：那些結結巴巴地操著印度口音說英語的印度人，那些永遠在祈禱和齋戒的人們，那些總是把錢掛在嘴邊的人們，那些炫富但缺少我們眼中的品位的人們——他們都不在其中。
我在兩個文明的縫隙間成長，難免有點搞不清楚自己的身份。在比較困難的日子裏，我可能感覺自己不屬於任何地方，要想贏得一席之地，我比其他美國孩子麵臨的壓力更大。而且就算我不愛印度，但由於知道自己屬於印度的精英階層，我也從中獲得了某種安慰。我父母受過良好教育，舉止優雅，出身不錯。他們說著一口發音清晰的英語，令鄰居們豔羨。我們家族受教育的曆史比周圍很多美國家庭受教育的時間還長。在內心深處，我知道我們在某個地方是重要人物——是局內人，而不是局外人；驕傲，而且受人敬重。所以當我重返印度時，我想當然地認為這些還存在，這個國家屬於我們這類家庭，屬於像我們這樣講究穿著打扮、注重思想、有夢想和高談闊論的印度人。
除非它已經變了。
回到我父母離開的城市，我還是執拗地叫它“Bombey”，雖然它的官方名稱已經改成了“Mumbai”。幾年前，一個政黨為了徹底清洗殖民地的痕跡，將它的名字改了。但是我是聽著老孟買的故事長大的，所以我拒絕改口。我在這個問題上的堅持還得益於我的另一個堅持。我隻住在孟買南部那一個長條地帶上，那是我父母早年活動的地方，有教堂門區、克拉巴區（Colaba）、海濱大道（MarineDrive）、橢圓廣場（OvalMaidan）和泰姬陵瑪哈爾酒店（TajMahalhotel）。而且，由於孟買南城居住著麥考萊英國化精英分子的後人們，我從沒聽到過鄰居們抱怨我對孟買的稱呼，他們都叫它“Bombay”。
堅持住在孟買南城是很傻的：我的工資不高，這就像一個剛到紐約的人想每月花200美元住在公園大道一樣。所以我的床比我的身體還短，床下成群結隊的蟑螂日夜繁忙。小區是著名的小區，但我能住得起的也就是別人家裏一個大號衣櫃大小的地方。這一點也很傻，因為我是從舒舒服服的安樂窩到印度來闖蕩、來接觸世界的，而不是複製我家族的世界觀，住他們住的地方。
我在新的環境裏逐漸安頓下來，並意識到英國化的孟買南城的世界仍然完好無缺。很多個周末晚上我都待在一家名叫靛藍的高檔餐館，孟買的富裕年輕人喜歡出入這裏。餐館氣氛是新鮮的，但我發現在那裏遇到的人都是比我父母年紀大的人的子女：如果父母還待在印度，我可能就跟他們一起長大。他們操著孟買南城的口音，而我對這種口音如此熟悉。他們隔幾分鍾就要感慨一下世界有多小。他們給別人指方向時，不是參照標誌性建築而是參照和他們類似的別人家的位置：“你知道安菊家在哪兒嗎？在那裏左轉，右邊是普拉塔普媽媽的房子。走過去在邦迪嫂子的房子那裏左轉……”他們走路的姿態大搖大擺，說話的架勢也無所顧忌，因為自認為社會是屬於他們的，他們可以向某些人求助，他們可以利用某些關係；世界按照他們的設想運行，並且一直這樣運行，因為一切都是為他們服務的。
從這個階層的成員身上，我立刻感覺到某種熟悉的東西，但是他們和印度之間那麼疏遠，令人不安。蘭斯敦·休斯在詩中寫道，美國黑人希望自己變成白人，但必須滅除那種渴望，黑人才能真正獲得“內心自由”。我不知道印度的親英派是否也要通過那種方式獲得自由。他們掛在牆上的發黃的老照片中，祖父母和曾祖父母那一輩的男人們幾乎清一色穿著西裝。親英派的父母們在給女兒找婆家時，都是說自己女兒受過英國式的修道院教育。這些印度人很少讀印度小說，甚至連翻譯成英語的都不讀。他們的想象力、他們的思維習慣，以及他們的文學標準都是西式的。他們通過發音是否清晰、標準來判斷論證的說服力，而不是像大多數印度人所熟知的通過敘事和情感的力量。我朋友的八九十歲的祖母曾經這麼解釋：她長大了才意識到她童年學習的所有東西都是教她痛恨自己體內的印度特點。如果一個人從出生開始就被灌輸說，周圍的環境、街麵上的市井習氣、人們的姿勢和說話的節奏都是下賤的，那在這種社會中成長會是什麼感覺？
但是隨著我越來越深入地了解印度社會，我意識到情況正在變化，無論是在親英派團體內部還是以外。我剛到孟買的那些日子，曾嚐試把自己不同社交圈子的朋友拉到一起玩，把我在麥肯錫的朋友介紹給親英派的印度朋友。但我很快發現此舉會導致新、老精英之間的衝突，他們對彼此沒有興趣，互相也漠不關心。英派的朋友們似乎覺得麥肯錫的人，那些印度新的精英教育的產物，老土、簡單、不成熟、對麥肯錫之外的世界一無所知，好說教，單調乏味，一點兒都不好玩。麥肯錫的人同樣也反感他們，每當我提到自己周末的活動，總會看到同事臉上掠過的嫉妒和不屑夾雜的表情。他們似乎認為我的親英派印度朋友淺薄、裝腔作勢、散漫、無原則，是些被寵壞的小孩子，一個懶散的沒落政權的成員，他們的心其實根本不在印度。
我的同事們不是我兒時記憶中穿著花呢外套的印度人。他們一般不是來自特權階層；他們的父母幾乎都不如他們過得好，沒有他們受的教育好，雖然很少是窮人。從他們的飲食習慣到說話方式再到文化偏好，他們的各個方麵在英國化的人看來都太像印度人了，所以親英派瞧不起這些人。現在他們這樣的印度人影響力不斷上升，在銀行和谘詢公司占據高位、主播電視節目、贏得選舉，並且規定了新的舉止禮儀。
他們不像保守派那樣逃避現實。他們可能會在餐館裏嚐試各種菜肴，但他們會毫不難為情地公開說，在所有食物中他們最喜歡自己的家鄉菜，那才真正有地域特色。相對於西方音樂，他們更喜歡寶萊塢音樂。他們的說話方式和我的印度親戚們迥然不同。我同事的口音是那種誇張的不連貫的印度音調，是麥考萊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的，每一個短語都重讀，每一個音節都重讀，從一絲不苟的卷舌音“r”到猛衝出來的“t”，好像一直在唱歌。當他們和別人爭辯、表示沮喪或不理解時，舌頭由於強烈的高速運動而嗒嗒作響。他們打手勢的樣子我在印度小城鎮旅行時經常看到，手掌翻過來翻過去地說“我不知道”，或者胳膊慢慢地往外推，然後突然停下來又縮回來表示不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