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我的理解，毛派分子是有著兩種不同理由的反叛分子。他們反對現在的全球化進程，反對海得拉巴多年來發生的那些變化——它的世界化。但是他們的運動早在印度對世界開放很多年前就開始了，而他們早期的核心任務不是對抗來自西方的白領壓迫者，而是在農村問題上，是針對很多世紀以來踐踏農民的地主。我想知道在這兩個事業中，瓦拉瓦拉堅持的是哪一個，所以我開口先問他的革命思想是怎麼形成的。
剛開始，他簡單地說起他的家鄉，一個位於特蘭加納地區深處、距離我們所在的地方幾小時車程的村莊，那是一個左派思想盛行的地方。他出生於1940年，是10個孩子中最小的。他的幾個哥哥是當地國大黨的活躍分子，鼓動脫離英國獨立，他們是他的榜樣。那是一個令人振奮的時期。變化的風吹拂著，全世界都在打仗，一切都在被分割和重塑。新的劃分方式將地球分割，老牌的帝國從他們的殖民地上撤走。對於印度也一樣，獨立在一天天臨近，所以在那些日子裏很多印度人都關心政治。
在瓦拉瓦拉的家鄉，人們一般通過文學尤其是詩歌來抒發自己的政治見解。瓦拉瓦拉的哥哥們文化修養很高，在他的記憶中，他們不斷地“讀書，討論書，吟誦詩篇”。他開始迷戀當地一個叫斯裏蘭幹·斯裏尼瓦斯拉奧（SrirangamSrinivasarao）的詩人，大家都叫他斯裏斯裏，他的詩句歌頌老百姓，在“大蕭條”、西班牙內戰以及印度的獨立鬥爭等事件中尋找靈感，描繪了一個準備就緒、迎接改造的世界。“詩歌讓我對新世界的景象有了一個認識，”瓦拉瓦拉說，“這個認識是要人人平等，人與人之間不存在歧視。”
我問他這種認識是如何與他在村子裏看到的現實相悖的，直到這時他才道出了自己的出身：他來自一個封建家庭。他們既是婆羅門又是地主，這兩種人都是毛派分子最重要的敵人。他父親控製著50多英畝土地，一個伯父控製的土地幾乎是他父親的兩倍，他祖父在世時掌握的土地比這還多，到他父親和伯父時土地已經在日漸減少了。
當時，生為婆羅門和地主就要繼承殘酷的債務。瓦拉瓦拉記得上等種姓的男孩們讓上了年紀的賤民站在他們麵前，而他們卻坐著，大聲喊著賤民難聽的外號，為的隻是取樂。賤民不能在地位高於自己的人麵前穿拖鞋。當他們離開人群時，如果人群中有一個上等種姓的人，他們要倒著向後退，這樣就不會讓上等種姓看到自己的後背。他記得有些年輕母親在當地地主的田裏勞作，她們的乳房脹滿了乳汁。當她們抽空想喂孩子時，地主就讓人拿來陶罐，讓她們把奶水擠到陶罐裏，然後拿起陶罐將奶水灑到自己地裏。
和其他革命者一樣，“壓迫”是瓦拉瓦拉的表達中一個重要的詞語。但是他說他是通過觀察自己的家庭，第一次理解了這個觀點。他伯父是一個傳統的地主，除了擁有土地，還是這一地區收繳賦稅的人。他有一個非婆羅門的小妾，這是為了符合當地霸主的習慣：嚴格地結婚但自由地通奸。瓦拉瓦拉說這位伯父會在夜裏喝酒、吃魚子醬，而這些對於婆羅門來說無異於毒藥。如果這番話屬實，那他伯父在村裏肯定是驚人的富有，否則就是這位毛派分子的回憶太誇張了。瓦拉瓦拉還說他伯父經常虐待下人。一天，大概是在瓦拉瓦拉5歲時，伯父的一個兒子帶著甘地時期印度盛行的新平等夢想，決定跟他父親理論。他當年20多歲，帶著村子裏的一隊賤民大踏步闖進自己的家。僅僅是他們走進這個家，在父親眼裏都是一種玷汙。瓦拉瓦拉的伯父震怒之下四處驅趕他們，用手杖見一個打一個。
在兒時的瓦拉瓦拉看來，這一幕讓他觀察到兩點：他所在的世界是一個層層屈辱的殘酷世界，而且這個世界正麵臨改變。他的伯父繼續堅持老一套，但是瓦拉瓦拉的哥哥和堂兄們接受了大膽的新思想。他們幫助家族裏的年輕寡婦改嫁，與印度教的習俗對著幹。他們帶年幼的瓦拉瓦拉去村裏的賤民家吃住，他兒時的偏見還來不及穩固就消融了。他們大聲反對童婚，反對抽煙喝酒，支持婦女接受教育。“我能看到自己眼前發生的變化。”瓦拉瓦拉用他慢悠悠、字斟句酌的英語跟我說，“那些就發生在我自己家裏。我們感覺自己在這些變化中起了一定作用。”
在哥哥們的鼓舞下，又陶醉於斯裏斯裏的革命主題詩歌，瓦拉瓦拉漸漸認為自己是一個社會主義者。那時印度社會主義之父尼赫魯領導印度籌劃五年發展計劃，並修築被他描繪為新共和國神廟的大壩，瓦拉瓦拉的變化是很常見的。瓦拉瓦拉相信尼赫魯，相信那個製度：在第一次印度大選中，隻有12歲的他參加國大黨的競選，隊伍以閹牛開道，他在隊伍中雄赳赳氣昂昂地穿過村子，想說服農村地區的選民接受國大黨地方性的黨綱和黨章。
瓦拉瓦拉年僅十幾歲就嚐試寫詩，1957年發表了處女作。題目是“社會主義的月亮”，為的是向蘇聯發射的人造衛星致敬，那時正值印度人和蘇聯人外交上打得火熱的時期。在接下來的幾年中，瓦拉瓦拉在大學學習文學，獲得了碩士學位。他繼續將自己沉浸在那個時代的政治中，並相信能在現存的政府體製中創造他夢想的新世界。1964年尼赫魯逝世時，這位年輕的詩人用詩歌頌揚這位逝去的總理，他形容印度成了“失去了聖君的古代王國”。
“這首詩非常浪漫，”瓦拉瓦拉跟我說，聲音裏帶著一絲懷舊，“一首非常感傷的詩。”
1965年，瓦拉瓦拉放棄了文學博士課程，決定去政府工作。他仍然相信變化會通過和平漸進的方式發生。在他的詩歌中，他用雪來比喻現有的體製。雪冰冷、凝固、停滯，但太陽一升起來，它自己就融化了。
他進入了德裏的視聽宣傳部，是有效的政府宣傳部門。他將公共服務公告——鼓勵人們省錢、支持新法律、少生孩子——翻譯成泰盧固語，泰盧固語是他家鄉所在的安德拉邦的方言。這份工作讓他知道了語言的實際影響。告示裏的一字之差，可能會讓抗議者跑到大街上，也可能讓他們待在家裏。如果必須翻譯爭議很大的公告，單位負責人就會拿著食物和茶水到瓦拉瓦拉的辦公桌前向他示好，以確保他盡可能仔細靈活地完成工作。
這份工作讓瓦拉瓦拉清醒地意識到國家實際是怎麼運作的。社會主義政府越來越不信任攻擊自己的左翼共產黨人，並且開始散布印度共產黨和中國軍隊互相勾結的謠言。如此一來，瓦拉瓦拉嗅到了困擾著官場的恐懼和局促不安，雖然表麵上用無所不知和權威來粉飾太平。在他親近了一個本邦的共產黨立法者以後，他的信件開始受到審查。政府可以是強大明智的，但也可以是貪婪瑣碎的。
在政府工作一年以後，瓦拉瓦拉離開了。他回到安德拉邦找了份文學講師的工作。他和三個朋友一起創辦了一份文學刊物《創造》（Srijana）。他們和社交圈子裏的其他人開始糾結於這個事實：在新共和國成立20年後，情況並不像他們希望的那樣。農村的生活大致維持原狀，地主所有製和種姓歧視的弊病依然存在。那個時候的印度正趨向於與美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合作，而這正是年輕的左派分子們強烈反對的。同時，他們轉而向蘇聯和中國尋求啟示。如果那裏能行，為什麼這裏就行不通？他們互相發問。
最重要的是，他們堅定的信仰隻是個抽象的東西，他們為此而感到內疚。瓦拉瓦拉記得他的朋友們說：“我們坐著，看書，討論詩歌，但是情況幾乎沒有改變。我們必須帶來一些變化。”他們已經厭倦了參與他所謂的“學術活動”。
然後在1967年5月，一條簡短的新聞出現在當地報紙上，這條新聞不可挽回地改變了瓦拉瓦拉的人生道路。新聞隻是說在北邊幾百英裏的孟加拉邦，一個名叫納薩爾巴裏的村子裏發生了暴力事件。農民和地主因為一起爭端僵持不下，地主殺了一個農民，現在農民為了報複地主，開始攻擊地主。
納薩爾巴裏的暴力事件是一個目標遠大的運動的首次亮相。納薩爾派分子開始在孟加拉全境散布暴力起義思想，反對地主以及為地主撐腰的政府。為了和那些相信情況會和平解決的印度共產黨劃清界限，他們組建了自己的共產黨支部。他們還組成了一個類似武裝暴動的組織。這個組織有時候一盤散沙，不清楚自己的最終目標是什麼，但是致力於暴力推翻印度政府，改造國家。
瓦拉瓦拉和他的朋友們都是謙謙君子，根本沒有打算通過暴力來解決問題。但是他們決定為這場運動出謀劃策。在納薩爾巴裏暴力事件發生後一年，《創造》上發表了一首泰盧固語詩歌，題目是“用你的手指扣動扳機”。詩歌號召瓦拉瓦拉這一代有知識的社會主義者武裝起來。兩年後，他們組建了革命文藝協會（RevolutionaryWritersAssociation），作為納薩爾運動的永久文學智囊團。瓦拉瓦拉寫詩，參加遊行，在會議上辯論教義，封鎖道路進行抗議，奔赴因衝突而引起圍觀的村子。在很多時候，警察會向人群開槍或暗殺納薩爾派激進分子。瓦拉瓦拉的幾百位朋友都被他曾供職的政府所殺害。
他開始了每隔幾年就被逮捕並投進監獄的日子，有時候隻是短期，有時候待幾個月，有時候則是幾年。他生命中有8年是在監獄裏度過的，閱讀、寫作和安靜地等待機會重見天日、麵對世界的問題。在一首詩中，他描寫了監禁的生活，下麵是從泰盧固語翻譯過來的：
這是監獄；
聲音被屏蔽；
運動被限製；
但是手卻能奮筆疾書；
內心的折磨沒有停止；
孤獨的黑暗中的夢想飄向；
燈火通明的海岸；
如果人們不是為了自己犯罪；
而是為了社會犯罪；
如果這些槍支是為了勞動階層的事業裝滿彈藥；
在我眼前；
通往武裝革命的道路；
會引領我們看到自己的命運；
在我眼睛的陰影中；
一個夢想；
傾注了我所有的心血。
對於瓦拉瓦拉來說，毛派分子歸根結底是反抗他兒時了解的東西：一個充滿隔膜和障礙的社會，這是我的人、那是你的人，婆羅門和賤民，純潔無垢的和汙濁不淨的，毆打別人的和被別人毆打的……他曾經相信獨立和新共和國會帶來關於正義、團結一致和共同人性的新觀點。但是那些觀點已經消失在了曆史中，情況沒什麼變化，這就是他所見到的。從他的失望和那一代誌同道合者的失望中，毛派的事業誕生了。
然而21世紀的納薩爾主義不僅僅是一場反地主運動，它演變成了反抗全球化的未來，而不僅僅是反對鄉村的過去。聽瓦拉瓦拉講述嗷嗷待哺的嬰兒吃不到母親的奶以及賤民遭到隔離和藐視的故事，我想知道戰爭的激情是否被投射到了別的東西上。城市的新未來是不是擺脫村莊過去的一種形式？一個殘忍的老地主和瓦拉瓦拉的婆羅門伯父幹的壞事與花旗銀行、通用電氣以及微軟進駐印度有什麼關係呢？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決定去找瓦拉瓦拉·拉奧的侄子威納哥保，他也是一個毛派詩人，生於1961年。我想知道他的故事能否說明這場運動對年青一代意味著什麼。
威納哥保坐在他的辦公室裏，頭頂上的吊扇呼呼旋轉著。他身穿一件紫色襯衫，下擺沒紮進褲子裏而是散在外麵，袖子卷起來，下身穿棕色褲子，腳上穿棕色露腳趾的涼鞋。他的襯衫口袋上別著一支鋼筆。在他身後的書架上有幾百本書，其中有《發展詞典》（TheDevelopmentDictionary）以及機場書店專賣的《印度的世界級》（WorldClassinIndia），講述那些扭轉印度企業蕭條狀況的經理人的故事。
和瓦拉瓦拉一樣，威納哥保一開始就跟我談起他的家庭背景。威納哥保的父親是一名嚴格的婆羅門，他感受到了國家的變化進程，允許子女們打破傳統去過自己想要的生活。隨著威納哥保的成長，政治方麵的影響比瓦拉瓦拉·拉奧年輕的時候更加激進。12歲時威納哥保開始為瓦拉瓦拉當事實上的秘書，隨著後者的名聲日益顯赫，他花在這方麵的時間也越來越多。威納哥保每天整理信件，閱讀詩歌和散文的校樣，並把它們送給《創造》作為參考稿源。他讀恩格斯、馬克思的著作和泰盧固詩人的作品，並開始形成自己的革命理念，這些理念受到他叔叔的影響，但反映的是一個出生於60年代的人的焦慮，與他叔叔那一代人不同。
“馬克思思想的所有根子都是關於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當我問他早年閱讀中什麼觀點最吸引他時，他說道，“現在的人類關係極不合理。也許是財產私有製破壞了它們，也許是自私破壞了它們，也許是資本破壞了它們。所以，雖然他一開始從資本入手，雖然他一開始從商品入手，但所有這些的基礎是讓人類重新獲得人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