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樓下吃了煎餅，破了樓上一頓、樓下一頓的秩序。然後我坐在樓下叔叔的摩托車後座上，一起去看他的店鋪。店鋪名叫賽餐具店，名字是最近剛改的，為了表示對家庭追隨的大胡子印度教大師賽巴巴（SaiBaba）的熱情。叔叔自豪地遞給我一張名片，上麵這樣描述店裏出售的產品：“經營範圍：所有類型的餐具。主營品牌：Cello、Bluplast、Treo、Acarylic、Mellamine。”
樓下叔叔坐在辦公桌邊，拉謬在他旁邊。（拉謬在他家的時候是仆人，在店裏則是售貨員。）他開始訴說自己的家史：現在位於巴基斯坦境內的杜貝的老家，阿姆利則和盧迪亞納的歲月，以及修建他們現在的房子。他說為自己的兩個弟弟感到自豪，他們上學讀書，都拿到了碩士學位。他很快就強調自己作為長子的責任，要供兩個弟弟讀書，早早開始工作，沒有讀書的機會。他談到他的婚姻，他第一個妻子是農村的。結婚幾年後回鄉下的娘家探望家人，突然生了急病，由於不能及時到醫院就醫，結果一命嗚呼。按村裏的習俗，他又娶了已故妻子的妹妹，作為替代。他的兩個大孩子是第一個妻子生的，小兒子是現在的妻子生的。
這些都是印度傳統的家庭故事，犧牲、責任和人與人之間的可互換性：如果我妻子沒了，至少還有她妹妹；如果我不能上學，至少我弟弟可以受教育。但樓下叔叔敘述的這些故事，已經屬於一個正在消失的美麗過去。
“這世道變了，”他說，“父母與子女之間、兄弟手足之間曾經有的愛，現在不複存在了。要放在以前，哥哥說了什麼話，弟弟都會聽的。但是現在，兄弟之間幾乎不怎麼講話。這個新世界不是給沒錢的人準備的。一個人有錢，就有兄弟、妻子和父母。一個人沒有錢，就什麼都沒有。沒有錢，就沒有家庭。”
“如果你去有錢人家裏，”樓下叔叔說，“他不會像我這樣跟你說話，他不會花很多時間陪你，像我這樣坐下來給你講這麼多事情。他會打發仆人給你做飯，然後他自己去工作。但像我這樣的中產階層會給你所有的尊敬。在旁遮普，我們要給客人上各種各樣的菜，直到他吃不下為止。我們要給他們準備肉和威士忌，客人會說：啊，你把我們招待得真是太好了！”
不難看出，樓下叔叔是在批評自己的弟弟。他的弟弟通常去工作，而他卻待在家裏；他的弟弟讓仆人招待我們，而他卻親自招待我們；樓上叔叔幾乎像個西方人，從不堅持讓我們多吃，隻客氣一次。我問樓下叔叔，他是不是在用自己的家事來貶低新習俗。
“我們自己的家？沒有。”他堅決否認，“是別的家庭，我在周圍看到的。在盧迪亞納並不少見，兄弟倆一個是百萬富翁，另一個卻難以果腹，在我們住的這個區就有。”似乎又是在形容他和弟弟的處境，但樓下叔叔對榮譽和尊敬的看重，讓他不能直接承認這種真實的感受。他可能認為自己的弟弟不光彩，但他的驕傲讓他說不出來。
隨著我們談話的繼續，樓下叔叔不僅表示了對正在逝去的舊生活的懷戀和失落，還說到了別的事情。不隻是家庭開始破碎了，以前很多確定的事，現在也沒準兒了。
孩子們開始不聽父母的話了，他抱怨道。原先的包辦婚姻被所謂的自由戀愛代替，夫婦隻關心彼此，忽視了更廣泛的大家庭的責任。婦女不再穿鬆鬆垮垮的帕蒂亞拉褲子和傳統的印度長袍。越來越多的孩子們隻由自己的父母來撫養，而不是整個大家庭。
也許已經失勢的婆羅門最不能忍受的，是主仆之間的等級製度正在消失。他說，在以前仆人通常來自低種姓家庭，不可以走進主人的房間，不可以和主人在一個盤子裏吃飯，不能和主人有身體接觸。樓下叔叔的聲音帶著明顯的失落，他說以前的仆人階層現在都變富了。農村裏那些低等級的人移居海外，又從國外寄錢回家，現在建造的房屋比他的房子還大。印度目前充斥著暴發戶。“現在沒有高等人和低賤人之分。”樓下叔叔說。這時候他轉身對著他的仆人，征求他的意見，那仆人乖乖地表示同意。
杜貝家是婆羅門，他為此感到自豪。但是，即使是婆羅門也不像以前了。在過去，一個村裏的大事都要有婆羅門的參與，今天婆羅門都靠邊站了。這也許是婆羅門自己的錯誤，他自己願意承認。他自己吃肉喝酒，這是破了婆羅門的禁忌。但是他沒有可選擇的餘地，這是當今社會的遊戲規則，因為他需要社會關係和朋友，他必須按別人的遊戲規則辦事。“如果沒有關係，你就沒法辦事。”他說，“在盧迪亞納，如果你需要一個有權勢的人為你辦事，不可能不喝酒吃肉。”
他似乎意識到自己這麼說很虛偽，就話題一轉，說了一個有趣的故事：一個印度教的祭司不斷敦促他的兒子戒酒戒肉，兒子和他打了一個賭：你今晚和我一起喝酒吃雞肉，我明天就戒。那天晚上他們吃了肉、喝了酒。第二天，這個祭司給了他兒子500盧比說：“給我去買些酒和雞肉來，我們一起痛快痛快！”
他堅持說這個故事是真的，這個故事和他所說的話表現出他對當今社會的看法和他弟弟完全相反：這是從樓下向樓上仰視時看到的情形。弟弟因為要實現野心而離他而去；叛逆自私的年輕人；穿著暴露的女人；孝順美德的消亡，他作為主人的地位岌岌可危；他的婆羅門教規的虛偽。當我頭一次感覺到印度這些變化時，它們給我的感覺是，印度在千年停滯後要重生和重建。這些都是即將到來的印度現代化的一部分，一個城市化、富有朝氣、分散、自由的未來的一部分。但毛派分子、瑪麗卡以及夫妻鬧離婚的事兒都在靜靜地告訴我，印度在獲得現代化的同時，也要失去很多。
現在可以理解我拒絕樓下叔叔的酒肉，所引起的那種溫和熟悉的屈辱。這對他來說隻不過是又一個信號：建立在他的榮譽觀上的世界正在消失，一個新世界即將到來。這個新世界似乎給了所有人空間和時間，唯獨沒給他。
當天晚些時候，我要去見妮婭的表弟卡蘭，他是布亞的兒子，我們前一天晚上就是在布亞家吃的飯。和很多旁遮普人一樣，他已經移居海外，在澳大利亞墨爾本機場做安檢人員。他當時正巧回家探親，妮婭堅持要我見他。他盡管隻有20多歲，在杜貝家族卻是個重要人物，所以隻有一個地方適合我們會麵：樓上。當然是在有空調的特殊會客室裏。在等著他來的時候，每個人說起他都讚不絕口：“他很聰明，那個男孩。非常有智慧，那個男孩。他會告訴你所有的東西，不管你想知道什麼，隻要問他就行。”
不一會兒他走進來，他那有點超然的氣質，立刻將他和別人區分開來。他穿著黑色T恤衫和牛仔褲，那種叛逆的外表讓他的親戚學會了喜歡。那種外表，如果他們不是太羨慕的話，就很可能是蔑視的。
我們坐在組合沙發上，他開始跟我說起澳大利亞。他去那裏是為了掙錢，在離開之前，為了容易與當地人相處，他從一本書上背了5000個英語習慣用語。為了謀生，他開過出租車，然後做安檢工作。但他為離開印度而感到遺憾，他說：“如果你想多掙錢，你去國外，可以。但事實上，如果你有能力，你也可以在印度掙大錢。印度現在發展得這麼紅火，如果隻為了錢，就把自己的靈魂賣給外國人，不值得。”
他發現澳大利亞人非常陌生，對生活的看法迥然不同。“外國人為自己生活，而印度人是為了大家生活。”他說，“外國人知道，他們的童年是在托兒所度過的，他們的老年要在養老院度過。而在印度就不同了，孩提時是在媽媽懷裏長大的，老了以後是在自己的家裏安度晚年。”
這堅定了我對印度另一種舊文化美德的決心。他不屑地說：“澳大利亞人常常去夜總會，他們喝很多酒、抽煙，他們還和女朋友同居。”他說那裏的一切都過於開放，盡管他自己外表瀟灑，但聲稱從來沒有犯下這類罪過。
“我不是這樣長大的，”他說，“我自己是在一個非常保守的環境裏長大的，非常閉塞。但我也沒有不開化到像沙特阿拉伯的穆斯林那樣。即使是在美國和澳大利亞，仍可以看到穆斯林戴著包頭巾。我沒有保守到那地步，但我還是很保守。”
在這裏，我又和另一個為印度傳統文化唱讚歌的人坐在了一起。但這一次卻是一個穿著牛仔褲和T恤衫的人，而且這個人已經離開印度，不像傳統要求的那樣和他的寡母一起生活，他似乎早已放棄了這些舊的生活方式。我問他：現在印度的年輕人是否可以與傳統決裂，按自己的方式生活。現在他本能地顯示出對印度傳統的驕傲，這明顯體現在他所表達的觀點中，有點令人意外。
他開始描繪他童年時期的印度，那時的情況現在依然有跡可循，年輕人不能有自己的夢想。“隻有在印度，你仍然可以強迫你的孩子。”提到小城鎮裏仍然普遍存在的以生存為標準而選擇職業的現象時，他說，“問題是在印度，醫生、公務員或工程師最受尊敬。因此父母們就隻想讓孩子成為醫生和工程師，因為這些職業在社會上是備受尊敬的。為什麼不想讓孩子成為政治、英語、印地語或梵文講師呢？因為那些職業賺不了多少錢。但是在國外，你不能強迫任何人。如果這人有潛力成為醫生，但他不想當醫生卻想當老師，那裏的政府或父母都不能強迫他。可是在這裏，你可以。”
這種強迫通過讓你深感內疚而實現，卡蘭稱之為虐待。“父母們會說：我為你做了這個，我為你做了那個，我為你做了這個，我為你做了那個。他們反複念叨過去20年裏為孩子做的一切。這之後孩子們迫於感情壓力開始聽父母的話，一旦孩子開始聽從父母，就開始照父母的意誌去做了。”
“這就是內疚感。”他接著說，“不允許孩子們做任何事情。在印度，父母絕不允許他們的孩子有不同的看法。在印度，我們不能自主生活。”
他讓我想起了前一陣子一個已經卸任的印度政客對我說的話：要想了解印度的弊病，你不能光看印度的腐敗、濫用資源和人口過剩，你要去調查印度兒童的心靈在幼年時經受了什麼影響：他們是怎樣被訓斥要閉嘴、不準問問題的，隻能被迫接受和調整自己。隨著年齡漸長，孩子們的負罪心理就成了親子關係的核心。
此刻，卡蘭的觀點跟剛才明顯不同，這道出了他為什麼剛開始扞衛印度傳統，而後又開始批評，同時也解釋了他自己移民的理由：印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國家，但外國人才是最好的人。“他們無與倫比。”他這麼形容外國人，“無與倫比”這個詞用了好幾次。
“我最欣賞外國人的地方是，他們沒有我們國家的偽善和模式化的想象。例如，人們沒必要非要在某個年齡結婚。如果你看到這個女孩，”他說，指著妮婭，“像她這個年齡的女孩要是在印度，父母會用槍逼著她結婚。但她出生在英國，所以沒有人可以強迫她。這是最重要的、最美好的地方，我很喜歡這一點。你不能強迫任何人，為什麼這裏這麼多白癡要強迫我們，我真不能理解。”
“基本來說，問題在於印度缺乏法律和秩序，所以大家要生活在一起。他們有五六個兒子，他們覺得如果有糟糕的事發生在自己身上，家人會幫忙。但在國外，你隻能依靠政府。”然而在印度，他說，“家就是國家。”
對於該如何養育孩子，他的看法好像自相矛盾。對於自己的孩子，他是想讓他們變成“無與倫比”的外國人呢，還是他擔心孩子們會變得像澳大利亞人那樣過於開放呢？
他說，他希望給他的孩子們自由。“這並不意味著我要給他們毒品，或者給他們過多的錢，讓他有條件去拈花惹草。”他說，“但我會在教育上給他們自由，讓他們自己發現並找到自己的路。我曾被強迫去做很多事情，不要做這個，而要做那個。我絕不會讓我的孩子經曆這些。”
我讓卡蘭把他的想法說得再具體一點，比如用他的哲學解釋一下杜貝兄弟一家。
他避開了這個問題，顯出一臉厭倦。“對於我來說，這個房子裏隻有我的外婆，其餘的事我並不關心。”他說著，口氣裏帶著奇怪的尖酸。“我是個很獨立的人。”他解釋說，“我有我自己的職業操守，自己的工作作風。你是一個作家，你寫的和想的跟我不同。你玩文字遊戲，而我呢，我想，也是一個作家。我的想法也很不同。有時候，你與你的親人發生衝突，當你意識到後，最好不要去打架或相互爭論。最好見麵時還要照常問好、打招呼，坐下喝杯茶，然後和和氣氣地過日子。”
他盡量和他所有的親戚保持一定的距離，他說：“因為印度人太愛管閑事。這裏的人時間太多了。他們四處打量，攪和到別人的生活裏。我是個很獨立的人，想按自己的方式生活：按自己的方式打扮，按自己的方式思考，照自己的方式做事。這並不意味著我會拈花惹草、喝酒，或者去夜總會——有違社會規範。我仍完全遵循印度的社會價值。”
然後他提供了一個印度的家庭理論，這也許是他和樓下叔叔能夠達成一致的唯一觀點。“從本質上講，我們愛得太多，”他評價印度人，“這是我們印度人的問題。我們給予家人太多的感情，而這種愛會變成一種禁錮。”
我們談了一會兒，卡蘭說他要帶我在盧迪亞納轉轉。我們下樓上了他的車，他把音樂聲開得很大。我們開車到了附近的一家商場，一路經過的招牌顯示了此地對“個性發展”、“技能提高”和其他自我完善形式的新狂熱：高伊爾醫生的牙齒正畸診所，一個減肥中心隻要2999盧比就能提供“無限的減肥服務”，一個中產階層的課外學校叫“悉達多競賽學院”。
這個購物中心停滿了車，感覺就像旁遮普海洋中的一個西方島嶼：一家新藥店在老藥店基礎上改頭換麵，裝有空調，燈光明亮，過道兩旁的藥物擺放有序；一個音像店音樂放得震天響；還有一家咖啡店。我對卡蘭說：隻要來這些地方，感受翻版簡化的開放和自由，就可以不離開印度而從印度移民到國外待幾小時，而卡蘭卻要在遠離故土時才感受到這一切。
我們走進了那家咖啡吧。我問卡蘭想喝點什麼，他打開飲料單，單子上充斥著國外的術語：拿鐵冰咖啡、摩卡榛果咖啡等。也許他在澳大利亞的生活比我想象中要簡單。他抬起頭看著服務員，麵帶微笑，用印地語說：“你是印度人，我也是個印度人。我隻想要一杯印度的冷咖啡，所以你有什麼樣的就給我什麼樣的吧。”服務員笑著說他知道卡蘭想要什麼，告訴他不用擔心。就在那一刻，卡蘭這個杜貝家引以為豪的反叛者，一個海歸，自以為不再需要他的家人的人，看上去鬆了一口氣，覺得回家了。
杜貝家是典型的印度家庭，就跟我們家一樣。由於愛的禁錮產生的愛和自由之間的衝突，大家庭生活和渴望獨立空間的矛盾，使人們經受痛苦的內心掙紮，在痛苦轉變中的當今，是傳統和現代相互廝殺的又一個實例。這種不同的渴望是有其內在原因的。
我父母每次回印度，我母親內心裏的某種東西就慢慢複蘇，而我父親身上的某種東西則歸於沉寂。他們被愛包圍。每次吃飯，家人都要問他們最想吃什麼。擁抱，親吻，爭吵，負疚，寵愛，嘮叨，種種都攪在一起。
隨著母親年歲漸長，她越來越懷念這一切。由於我和妹妹都不在她身邊，她覺得美國越來越冷清孤寂。一切都那麼按部就班地按計劃進行。沒有人會不提前打招呼就登門造訪，一起喝茶，她常這麼說，就好像簡單的事實能說明一切一樣。當然印度有很多她不喜歡的東西，比如難以忍受的大男子主義，過分的愛和關心讓她毫無個人隱私，這被她稱之為不停地“挖”街道。但最終這些都不算什麼，她懷念那種愛和關注。當她每年一次踏上德裏的土地時，她就跟複蘇了一樣。她在美國能找到自己所需的所有自由和空間，但當她回到印度，她最渴望的不是自由，而是愛。就是對於自由和愛的不同看法，讓杜貝兄弟倆分居樓上和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