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1 感悟“瘋子大師”的“瘋狂”智慧
如今，李陽的“瘋狂英語”可以說為困惑於英語學習的人點起了一盞明燈，而這裏，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他的“瘋狂智慧”將給你的人生點起一盞明燈。在這盞明燈的指引下，你將發現自我，走出自己獨有的個性步伐；在這盞明燈的照耀下，你前行的道路，將多一些“瘋狂”的暢快淋漓，並多一些平安和順暢。
“瘋”的智慧：兄弟我是一個神經病
章太炎先生是一個特立獨行、富有個性魅力的人。他曾這麼調侃自己：“兄弟我是一個神經病。”的確如他所說，在當時他的綽號就是“章瘋子”。從表麵上看，章太炎先生的確像是個“瘋子”,然而他的“瘋”中，卻隱藏著巨大的智慧。
1906年7月，東京留學生開會歡迎章太炎先生獲釋出獄到日本，在歡迎會上章太炎先生說：“獨有兄弟卻承認我是瘋顛，我是有神經病，而且聽見說我瘋顛，說我有神經病的話，反倒格外高興。為甚麼緣故呢？大凡非常的議論，不是神經病的人斷不能想，就能想，亦不敢說。遇著艱難困苦的時候，不是神經病的人斷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來有大學問成大事業的，必得有神經病，才能做到。”從這些話中，我們便能知道章太炎先生並非真的是神經病。隻是他有著看似神經病的模樣，敢想敢說，能像神經病一樣“冒天下之大不韙”,說別人不敢說的，做別人不敢做的，有著百折不回的勇氣和信心。
在章太炎先生看來，他所說的神經病指的是一種心性品質，換成現在的話，就是“個性”，而且是“真個性”。 人，隻有患上了這種“神經病”，他才能有大學問成大事業。道理，其實也很簡單，一個人如果沒有這種神經病，不敢想前人之未想，不敢做前人之未做，隻是抱殘守缺沒有創新，那麼他肯定不能有大學問；一個人如果沒有這種神經病，一遇到困難的阻隔、流言的詆毀便打起退堂鼓，沒有百折不回的毅力和勇氣，不能孤行己意，那麼他肯定不會成就一番大事業。所以，章太炎先生就曾認真地宣稱：“總之，要把我的神經病質，傳染諸君，更傳染與四萬萬人”
這就是章太炎先生“瘋”的智慧。他不但稱自己為神經病，而且希望將這神經病傳染給當時所有的國民。因為在章太炎先生看來，隻有人人都有著這種“神經病”，一個民族的文化才會進步，一個國家的政治才有民主。而相對於個人來說，隻有患上了這種神經病，他才能進步，才能活出自己的個性風采，才能有人生的大成功。
事實也卻是如此，章太炎先生“瘋”的智慧，不但成就了章太炎先生在學術上的精深造詣，而且他的“瘋”，更讓當時的民主觀念深入人心，讓當時的人們從聽他的“瘋言”、看他的“瘋舉”中，認清了當局的腐敗，喚醒了民眾心中追去民主和自由的意識。
1913年，已經當上了民國大總統的袁世凱廢掉了當時的國會。章太炎先生得知這個消息後，毅然離開了新婚的妻子，北上北京去找袁世凱算賬。1914年1月7日下午的傍晚時分，章太炎先生手持團扇一柄，扇子下麵係著他的勳章，腳上穿著一雙破官靴。就這樣橫衝直撞地來到了當時的大總統府門前，大嚷著要見袁世凱。
接待員問他要名片，他白眼一翻，大叫：“誰人不知，哪個不曉，我是在上海坐過三年西牢的‘章神經’！” 接待人員被震住了後，報請當時總統府的日常主管梁士貽。梁士貽出來後剛開口，便被章太炎破口大罵，說“我要見袁世凱，哪個要見你！”
後來，章太炎先生被請進了接待室。然而袁世凱根本就不想見他，派人告訴他有公務，讓他等著。沒辦法，章太炎先生隻好按住自己的火爆性子在接待室中踱來踱去。可他眼見國務總理熊希齡和袁世凱談過了，副部長向瑞琨也和袁世凱談過了，還輪不到他時。一怒之下，罵道：“向瑞琨，一個乳臭未幹的小孩子見得，難道我見不得？”於是便徑直往裏袁世凱辦公室闖。警衛阻攔他，雙方立刻起了衝突，章太炎先生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操起桌上的花瓶朝大總統畫像猛力擲去，“哐啷”一聲巨響，“大總統”就已粉身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