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讀陶潛的《時運》末章：“斯晨斯夕，言息其廬。花藥分列，林竹譬如。請琴橫床，濁灑半壺。黃唐莫逮，慨獨在餘。”
這種思古悲今之情，也是“傷己”、“傷今”的“自況”“自白”的“實錄”，我們沿著‘自況”、“實錄”的線索就不難描繪出這個生活在年前的院士的形象來了，
“自祭”更是陶淵明引人隔目的另一奇文，對於“死”，不管是誰都是很忌諱提到它的。特別是到了多病的晚年，陶淵明不但沒流露出恐懼之情，而是自己作文憑吊起來，真是超人逸事。他在《祭文》中直接地表達自己對生死的態度。輕視生死本是人們的老生常談，加上“不懼”與“不喜”的字樣以後，就顯得不落俗套，別開牛麵了。其白條文的開頭一句：
“歲惟丁卯，律中無射，天寒夜長，風氣蕭索。鴻雁於征，草木黃落，陶子將辭逆旅，永歸本宅。”在這秋色濃濃的時刻，離開這沉浮了半個世紀的“逆旅”至死也沒忘記這個動蕩不安的社會。接著是：
“自餘為人，逢運之貧，革飄展罷，活絡冬陳。含歡穀汲，行歌負薪，爵署柴門，事我宵足”雖然過著貧困的生活，但這是自己樂於追求酌安定、自由的生活，毫無反悔之怠。相反，對守著窮廬，酣飲斌詩的作法，感到自慰。對死後的事情，看得十分談泊，也交待得十分清楚：
“葬之中野，以安其魂。官官我行，蕭蕭慕門。奢恥宋臣，儉笑王孫。……不封不材，月遂過。”他在安葬的問題上，對親友無半點過奢的要求確的死葬觀。
那麼，陶照明的自守、自白、自況、自祭是對社會不負責任嗎？回答也是否定的。他是用自我麻醉的方式來授補靈魂的空白嗎？回答也是否定的。縱觀他的一生，是認真嚴肅、一絲不苟的。早年滿杯荊材之誌，要大濟蒼生。即使在曆盡滄桑之後，對理想的追求仍未稍懈。他筆下的『桃花源記》就是長期追求的實例。直到晚年，仍在吟詠著“朝與仁義生，夕死複何求”的詩句來告別人生，是社會的諸多因素限製著他才能的發展，可以說，他是被逼死的。
陶淵明在他的《自條文》中這樣寫道：“匪貴前譽，孰重後歌”，表明他根本不看重生前的讚譽和死後的謳歌之類的事情。事實上當他放棄官場拚搏之時，也就放棄了“適誌四海”、“大濟蒼生”的願望，隻想安身於隴畝，苟全性命於亂世，過探種“采菊東篙下，悠然見南山”、“把酒活桑麻”的恬閑日子，做一點自己愛做的事情。至於人家在他身後怎麼說長道短，他是從來不打算計較的。然而，他筆下許多詠懷詩、哲理詩、田園詩和辭賦、散文，卻成了後人喜聞樂讀的篇章。特別是到了唐代以後，引起了戲劇性的變化，他的人品，他的詩品，有如一石激起幹層浪，引起人們的關注，這是陶淵明活著的時候所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