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方就圓，立世之本
晉的元老重臣王導，晚年耽於聲色，不理政事，手下人怨聲四起，說他老邁無用，而王導自言自語道：“人言我憒憒，後人當思此憒憒。”意思是說，現在社會上的人說我昏憒無能，然而後代人將會因我現在的昏慢無能而感激我。此話怎講？
原來五胡亂世之後，大批北方人移居到南方，既給南方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也帶來了秩序上的混亂，東晉立國之初，政局極為混亂，皇帝被權臣走馬燈似的換下，王導曾被皇帝戲邀共登龍床，幸好他聰明，趕快謝絕。手下權臣之間互相傾軋，士族與庶族之間互不通婚，互不往來，士族子子孫孫享受高官厚祿，庶族世代居下，兩個階層矛盾極深。北方人南下，勢必要侵擾南方人的利益，形成南北之爭，加之北方胡人時來侵擾，民心甚為不安。這一切對王導來說，簡直就是剪不斷，理還亂，甚至是越理越亂，因為隻要他偏袒任何一方，都可能引起雙方大的爭鬥，從而影響到政局的穩定，立國之初，根基本來就是穩不住的。隻見他穩坐本位，無為而治，做和事佬。爭鬥的雙方勢力此消彼長後，政局也就穩定下來了，他死後，東晉的生產恢複起來，有了一定的中興氣象。難怪後代史家都評論此人是個聰明官。
為了保存實力，達到向上升的目的，有時不得不裝聾作啞。
孫子說：“混混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也。”
人際交往中也存在著“形”的問題，運用“形圓”的心術，關鍵要懂得“形”的作用，外圓而內方。圓，是為了減少阻力，是方法，是立世之本，是實質。
船體，為什麼不是方形而總是圓弧形的呢？那是為了減少阻力，更快地駛向彼岸。人生也大海，交際中處處有風險，時時有阻力。我們是與所有的阻力較量，拚個你死我活，還是積極地排除萬難，去爭取最的勝利？
生活是這樣告訴我們的：事事計較、處處摩擦者，哪怕壯誌淩雲；聰明絕頂，如果不懂“形圓”，缺乏駕馭感情的意誌，往往會碰得焦頭爛額，一敗塗地。
威名赫赫的蜀國名將關羽，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若說關羽的武功蓋世超群，沒有人會質疑。“溫酒斬華雄”，“過五關斬六將”、“單刀赴會”等等，都是他的英雄寫照。但他最終卻敗在一個被其視為“孺子”的陸遜之手。究其原因，是他不懂心術，不懂“形圓”。他雖有萬夫不當之勇，但為人心胸狹隘，不識大體。除了劉備、張飛等幾個鐵哥們外，其他人都不放在眼裏。他一開始就排斥諸葛亮，是劉備把他說服；繼而排斥黃忠；後來又和不下糜芳、傅士仁不和。他最大的錯誤是和自己國家的盟友東吳鬧翻，破壞了蜀國“北拒曹操，東和孫權”的基本國策。在與東吳的多次外交鬥爭中，憑著一身虎膽、好馬快刀，從不把東吳人包括孫權放在眼裏，不但公開提出荊州應為蜀國所有，還對孫權等人進行人格侮辱，稱其子為“犬子”，使吳蜀關係不斷激化，最後，東吳一個偷襲，使關羽地失人亡。
《菜根譚》中說：“建功立業者，多虛圓之士”。意思是建大功立大的人，大多都是能謙虛圓活的人。
北宋名相富弼年輕時，曾遇到過這樣一件事，有人告訴他：“某某罵你。”富弼說：“恐怕使罵別人吧。”這人又說：“叫著你的名字罵的，怎麼是罵別人呢？”富弼說：“恐怕是罵與我同名字的人吧。”後來，那位罵他的人，聽到此事後，自己感到很慚愧。明明被人罵卻認為與自己毫無關係，並使對手自動“投降”，這可說是“形圓”之極致了。富弼後來能當上宰相，恐怕與他這種高超的“形圓”處世藝術有關係。但富弼又絕不是那種是非不分，明哲保身的人，他出使契丹時，不畏威逼，拒絕割地的要求。在任樞密副使時，與範仲淹等大臣極力主張改革朝政，因此遭謗，一度被摘去了“烏紗帽”。
在現實生活中，每個人難免會麵臨許多人際間的矛盾，如何處理呢？
富弼為我們樹立了一個很好的榜樣，就是做人既要外形“圓活”，心胸豁達，與人為善；又要內心“方正”，堅持原則，維護自己的獨立人格。
懂得觀風聽雨
封建官場中的那些權臣，都非常精通帝王心理，觀風雨聽招呼，體會上意，順時應變。他們可能治世無能，但卻媚人有方，專會在小處著眼虛處做功，單揀好聽的說，挖空心思迎合上意。
童貫善於察顏觀色，拍馬奉迎的本領直到宋微宗即位後才發揮得得心應手，淋漓盡致。他瞅準機會，一拍即準，終於在徽宗時期發了跡。童貫主持樞密院，掌握兵權達二十年，與宰相蔡京互為表裏，狼狽為奸，權勢之大，其實還在宰相之上。蔡京是男人，被世人稱為公相；童貫是閹人，所以人們稱他為“媼”相。
宋徽宗趙佶即位之後，自認天下再也無人能夠“壓抑”他的“藝術才華”了，就派遣童貫四處搜羅天下名畫，以供他觀賞摹畫。當時書畫藝術最為發達的地區是在東南沿海尤其是江浙蘇杭一帶，於是，童貫就來到了杭州。
童貫認定此次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於是傾家蕩產趟差使，他知道宋徽宗酷愛書畫藝術，隻要能投其所好，肯定會受到寵信。童貫不愧是富有經驗而又深諳人情世態的官場老手，他的分析是極有道理的，藝術家往往不顧其他理性的因素，隻要能在情感上相通，便置一切於腦後。童貫在蘇杭一帶把曆史名畫和時人傑作源源不斷地送到宋徽宗的麵前，徽宗在大飽眼福之後，對這位使者的盡心盡力也十分感激。
不久，童貫在杭州遇到了逐臣蔡京，蔡京是個奸詐狡猾的投機分子。宋神宗時，他投機於變法派；後來，司馬光當權，罷除新法，當時知開封府的蔡京又積極響應司馬光，迅速廢除了新法，由此獲得了司馬光的賞識；紹聖年間，哲宗又恢複新法，新黨上台得勢，蔡京就又積極支持新法。這條行為沒有定軌的政治“變色龍”終於在徽宗剛剛即位時，被向太後趕出了朝廷，到杭州任知州去了。童貫此次來到杭州，便與蔡京交接起來，沒想到二人竟是一見如故，十分投機，童貫就想借此機會薦舉蔡京。
恰巧，蔡京了精於書法，還通繪畫。在中國書法史上，北宋有蘇、黃、米、蔡四大書法家，蘇指蘇軾，黃指黃庭堅，米指米芾，蔡就是蔡京，隻是後人因為蔡京是奸臣，不願把書法家這一桂冠套在他的頭上，把姓蔡的換成另一個人。童貫就利用蔡京的這一特長，每次送給徽宗的書畫中都帶有蔡京的作品，並附上吹噓蔡京的奏章。徽宗見了蔡京的書畫，本就喜歡，再加上童貫的吹捧，就決定拜蔡京為相。正巧，朝內新、舊兩派鬥爭不休，徽宗即借調和兩派關係之因由，免了宰相韓彥忠，於公元1102年7月，任蔡京為宰相。
如果說和珅的發跡開始是偶然的機遇和肚裏的墨水在起作用，那麼，和珅的不斷榮升靠的則是他的“為人狡黠，善於逢迎”。
大家知道，乾隆晚年躊躇滿誌。他認為自己的成就超過了父祖，自滿的情緒日益膨脹，進而好大喜功，而狡黠的和珅便處處加以逢迎：乾隆自命風雅，作詩吟賦，和珅便在詩賦下功夫；乾隆好虛榮，講排場，他就陪伴乾隆巡幸江南、遊覽避暑山莊等勝地，且不惜重金大興土木，擴建圓明園、避暑山莊，甚至為乾隆帝的退位作好了準備，修建了寧壽宮；乾隆生喜古董，雅愛收藏，和珅便挖空心思羅致進奉；乾隆篤信佛教，和珅便進獻金佛。有趣的是乾隆咳嗽之時，和還殷勤地捧上痰盂，供他唾痰之用。
凡此種種，無不迎合乾隆的心意，當然也就贏得無比的寵幸，乾隆最喜愛小女兒和孝公主，許嫁給和珅之子豐紳殷德便是一個證明。據當年英國使者馬戛爾尼從旁觀察的結論是，乾隆對自己兒子的愛護，遠不如對和珅的寵幸。讓我們且看一個例子便會對和珅“拍馬”之功夫略見一斑，他的確“吃透”了乾隆的個人喜好並善於操縱與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