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端的手段或可使致命的疾病痊愈，或許根本無效。
——威廉·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
《哈姆雷特》（Hamlet）
癌症起於人，亦止於人。科學的抽象概念，有時候可能會使人忘記這樣一項基本的事實——醫生治疾，但也治人。而有時候，他們職業的這一前提，會同時把他們往兩個方向推。
——古德菲爾德（JuneGoodfield）
2004年5月19日上午，在馬薩諸塞州的伊普斯維奇（Ipswich），卡拉·裏德（Carla Reed）從頭痛中醒來。她是三個孩子的母親，30歲，幼兒園老師。她後來回憶，“那不是普通的頭痛，而是腦袋的一種麻木。這種麻木立即告訴你，發生了某種可怕的疾病”。
這種可怕的疾痛，已經持續了近一個月。4月下旬，卡拉發現了背部的少量瘀傷。它們在某一天的早晨突然出現，像奇怪的皮膚紅斑，在後來的一個月中，擴大，然後消失，在她的背上留下了地圖一樣的瘢痕。幾乎在不知不覺中，她的牙齦開始漸漸地變白。卡拉曾是一位精力充沛的活潑女子，習慣於每天花幾個小時和五六歲的孩子們在課堂上追鬧。但是，到了5月初，她幾乎連走上樓梯都很困難。有些早晨，她精疲力竭，無法站起，隻能四肢著地，在自家的走廊裏爬行，從一個房間爬到另一個房間。她每天要斷斷續續地睡上12到14個小時，醒來時仍感覺到壓倒性的疲憊，隻得把自己再拖回到沙發上補覺。
在這四個星期裏，卡拉和她的丈夫一共去看了兩次全科醫生（和護士），但是她每次去醫院，都沒有進行檢查，醫生也沒有給出任何診斷結果。幽靈般的疼痛在她的骨頭上出現，又消失。醫生笨拙地摸索了一些解釋，也許是偏頭痛，並要求卡拉試一試阿司匹林。但是，阿司匹林反而加重了卡拉的白牙齦出血。
卡拉性格開朗、合群、熱情洋溢。對於自己疾病的起伏，她感到更多的是困惑，而不是擔心。她從小到大，未患過重病。醫院對她來說，是一個抽象名詞；她從來沒有看過或谘詢過專科醫生，更不用說谘詢一位腫瘤學家了。她想象和編造了各種理由來解釋自己的症狀——過度勞累、抑鬱、消化不良、神經衰弱、失眠。但是最終，一種本能的意識——一種“第七感”——告訴卡拉，一場急性的災難，正在她的體內醞釀。
5月19日下午，卡拉把她的三個孩子托付給鄰居，然後自己開車再次來到診所，要求進行驗血。醫生開單進行常規檢查，查她的血球計數。化驗師從她的靜脈抽出一管血，仔細地看了血的顏色，顯然很關注。從卡拉的靜脈中抽出的血液泛著水色、蒼白，如同稀釋過了一樣，已經不像血了。這一天餘下的時間就是等待，但沒有任何消息。第二天早上，卡拉在魚市接到了電話。
診所的護士在電話中說：“我們需要再抽一些血。”“我什麼時候去？”卡拉一邊問，一邊盤算著忙碌的一天。她記得自己曾注意過牆上的時鍾，一塊半磅的鮭魚魚排正在她的籃中融化，如果她離開太久，恐怕就會變質了。
最後，一些習以為常的細節彌補了卡拉對疾病的回憶：時鍾、安排拚車、孩子們、裝滿蒼白血液的試管、沒有來得及洗澡、陽光下的鮭魚、手機裏急促的聲調。護士說了些什麼，卡拉已經大部分都記不得了，似乎隻是一般意義上的催促。她回憶護士說：“現在就來，現在就來。”
5月21日上午7時許，我聽說了卡拉的情況。當時，我正在波士頓，坐在從肯德爾（Kendall）廣場到查爾斯街之間飛馳的列車上。我的尋呼機上短信閃爍，隔斷的文字冷漠地告訴我，有急診。“卡拉·裏德/白血病新患者/14層樓/到後請速來。”列車衝出幽長的隧道，馬薩諸塞州總醫院的玻璃塔樓突然跳進視野，我看到了14樓的房間窗戶。
我猜，卡拉正獨自坐在其中的一個房間，體驗著驚恐與孤獨。房間外傳來瘋狂忙亂的嘈雜聲。裝有血液的試管，在病房和二樓的實驗室之間穿梭。護士帶著化驗標本奔走，實習醫生在為早間報告收集數據，蜂鳴器不停地閃爍，報告、表單被送出來。在醫院深處的某個地方，一架顯微鏡在上下調節，鏡頭聚焦於卡拉血液中的細胞。
我能相當肯定地感覺到這一切，這是因為，急性白血病患者的到來，會為“醫院的脊椎”注入一陣戰栗。從樓上的癌症病房，到深埋在地下室的臨床實驗室，無不隨之顫抖。白血病是白細胞發生的癌症——癌症最具爆發性、暴力性的化身之一。病房護士往往會提醒她的患者，得了這種病，“即使是被紙劃傷也很危險”。
對於在培訓期的腫瘤學家來說，白血病也是一種特殊的癌症化身。它的惡化速度、嚴重性和無法阻擋的癌細胞擴散程度，往往逼人做出快速、極端的決斷。罹患這種疾病非常可怕，觀察與治療這種疾病，也同樣令人毛骨悚然。一旦白血病入侵，身體就被推到脆弱的生理極限——體內每一個係統（心髒、肺、血液）的運行，都遊走在刀鋒邊緣。護士把卡拉病例中不清楚的部分向我做了補充：醫生進行的血液檢查顯示，她的紅細胞指標嚴重不足，不到正常的1/3。她的血液中充斥著數以百萬計的惡性白細胞，而不是正常的白細胞——用癌症的術語來說，叫“母細胞”。卡拉的醫生，終於跌跌撞撞地做出了正確的診斷，把她送到了到馬薩諸塞州總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