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機分配的篩選試驗是煩人的。一個問題要耗時多年，而且需要大規模的項目工程才能找到答案。（但是……）沒有別的更好的選擇了。
——H·J·德·科寧（H.J.deKoning），2003年
《腫瘤學年報》（AnnalsofOncology）
最好的“醫生”似乎對疾病有第六感。他們能感受它的存在，知道它在那裏。在任何知性過程還不能對之定義、分類，並在用語言描述之前，就能感知它的嚴重性。病人對於醫生的感覺也是相同的：能感到他的專注、機警和嚴陣以待；知道他的關懷。每一個醫學學生都不應該錯失觀察這種境遇的機會。在醫學史上，這是最富有戲劇性、劇情、情感和曆史性的一幕。
——邁克爾·拉克姆（MichaellaCombe），1993年
《內科學年鑒》（AnnalsofInternalMedicine）
20世紀40年代，在貝塞斯達（Bethesda）這個被人比作郊區高爾夫俱樂部的一家研究所建築裏，腫瘤學的新型武器被應用在活生生的病人身上。
1955年4月，馬裏蘭一個潮濕的春日裏，國家癌症研究所新招募的一位叫作埃米爾·弗雷瑞克（EmilFreireich）的研究員，走進紅磚臨床中心大樓的新辦公室。他惱怒地發現門牌上他的名字竟被拚錯了，後麵五個字母都不見了。門牌寫成了“埃米爾·弗雷（EmilFrei）醫學博士”。“我的第一個想法當然是：這不就是政府部門的典型作風嗎？”
其實名字並沒有拚錯。弗雷瑞克走進辦公室，遇到了一位自稱“埃米爾·弗雷”（EmilFrei）的高個子年輕人。他自己的辦公室就在隔壁，上麵的名字拚寫正確。
盡管名字如此相似，但兩位埃米爾的個性截然不同。弗雷瑞克年僅35歲，剛剛結束在波士頓大學的血液學研究項目。他個性張揚、脾氣火爆並富有冒險心，說話又快又衝，在洪亮的聲音之後往往發出真情流露的爽朗笑聲。他曾經在芝加哥庫克縣醫院步調飛快的“55號病房”做過實習醫師，由於他的表現令醫院非常頭痛，以至於被提前解除了合約。在波士頓，弗雷瑞克與切斯特·基弗（ChesterKeefer）一起工作，後者曾和邁諾特共事，曾在“二戰”中主導生產青黴素。抗生素、葉酸、維生素和葉酸拮抗物，這些東西進入了弗雷瑞克的靈魂。他非常欣賞法伯——不僅欣賞法伯的心思縝密和專業素養，更欣賞法伯的不守禮儀、易於衝動、大義無私，他能快速說服捐助者，也能瞬間激怒敵人。弗雷後來曾說：“我從未見過弗雷瑞克有穩重的時候。”
如果弗雷瑞克是電影中的一個角色的話，他肯定會需要一個搭檔，就像勞拉之於哈迪，或是菲利克斯之於奧斯卡一樣。那天下午，在國家癌症研究所的門前和他邂逅的那位瘦高男人就是他的搭檔。弗雷瑞克直率莽撞，敏感衝動；而弗雷則冷靜沉著，慎重自持，是一位泰然自若的談判家，但更喜愛幕後工作。同事大多用“湯姆”這個小名來稱呼他。弗雷在20世紀30年代是聖路易斯大學的一名藝術生。直到40年代末，他才如夢初醒地進了醫學院。朝鮮戰爭期間，他在海軍服役，然後返回聖路易斯大學做內科住院醫生。他魅力十足、言語溫和、謹言慎行。觀察他管理重病兒童和他們性急的神經質父母，就好像看遊泳冠軍掠過水麵一樣輕鬆自如，遊刃有餘。
負責把兩位埃米爾帶到貝塞斯達的人，是國家癌症研究所臨床中心的新所長戈登·朱布羅德（GordonZubrod）。朱布羅德頭腦聰明、儀表堂堂，行事深思熟慮。他是一位臨床醫生，同時還是一位科學家，一向以從容不迫聞名。朱布羅德之前在國家衛生研究院時，在“二戰”前後花了近十年時間開發了抗瘧藥物（antimalariadrugs），這一經曆深深影響了他早期對癌症臨床試驗的興趣。
朱布羅德對兒童白血病特別感興趣，也就是讓法伯致力於臨床研究最前線的那種癌症。但是朱布羅德知道，對抗白血病，就是對抗它的猛烈和脆弱，對抗它的喜怒無常和不可預測的突然發作。藥物測試可以進行，但是首先，要讓孩子們活著。朱布羅德是這個領域的精英代表，被弗雷瑞克稱為癌症研究的“艾森豪威爾”，他很快召集兩位年輕醫生鎮守在病房前線：就是弗雷瑞克和弗雷，他們剛剛各自從波士頓和聖路易斯的研習員崗位結業。弗雷開著破舊的老式斯圖貝克汽車，橫跨整個美國，來投奔朱布羅德。弗雷瑞克則在幾周後加入，他開著自己搖搖晃晃的奧爾茲莫比爾牌汽車而來，裏麵有他的全部家當、懷孕的妻子和九個月大的女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