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老了一百歲，而這卻在僅僅一小時內降臨，
仿佛轉瞬之間。
——安娜·阿赫瑪托娃（AnnaAkhmatova）
“紀念1914年7月19日”
是時候了，也是我該離開的時候了。就像一個比同代人活得久的老人感到空虛中的悲哀。那個晚上，斯托哥羅托夫覺得病房不再是他的家了，雖然……同樣的老病號們也一再地追問同樣的老問題，就好像這些問題從來沒有被問過一樣……他們能不能治好我的病？還有其他療法可用嗎？
——亞曆山大·索爾仁尼琴
《癌症樓》
1973年5月17日，西德尼·法伯在波士頓病逝七周之後，他的一位老朋友海勒姆·甘斯（HiramGans）在追悼會上朗讀史文朋（Swinburne）在《棄園》（AForsakenGarden）中的詩句：
此時此地在他的勝利之中一切都已搖搖欲墜，
他張開雙手伸向廢墟，
宛如在自己陌生的祭壇上自殺的神袛，
死神靜躺死亡。
細心的聽眾可能已經注意到，這是特殊而故意逆轉的時刻。癌症快要死了——它的屍體四腳朝天地在祭壇上伸展著——死神靜躺死亡。
這一景象非常符合法伯和他的時代，但直到今天它的本質仍然糾纏著我們。最終，每一部傳記都會麵臨主角的死亡。那麼癌症的終結是否能在未來成為可能？有沒有可能從我們的身體和社會中永遠根除這種疾病？
這些問題的答案深埋在這不可思議的疾病生物學中。我們已經發現，癌症縫在我們的基因組上。致癌基因來自一些負責調節細胞生長的基礎基因突變。當DNA被致癌物質所損壞的時候，突變就會在這些基因中累積；不僅如此，在細胞分裂時，基因複製產生的隨機錯誤也可以引起基因突變。前者也許可以預防，但後者卻是內源性的。癌症是我們生長中的一個缺陷，這個缺陷深深根植於我們自身。我們擺脫自身的癌症依賴於擺脫自身衰老、再生、愈合、繁殖的生理過程。
科學體現了人類想要理解自然的渴望；而科技將這種渴望與控製自然的野心結合到了一起。這兩種衝動息息相關：要控製自然必先理解自然。但幹預的動力卻是科技所獨有的。因此，從本質上說，醫學是一門科技藝術，它的核心是通過幹預生命本身來改善人類生活的願望。從概念上講，抗癌戰爭把科技的理念推到極致，因為被幹預的主體正是我們的基因組。究竟有沒有能區分開惡性生長和正常生長的幹預手段，其答案尚未可知。也許，癌症和我們自己的那些好鬥、生殖力旺盛、有攻擊性和適應性強的細胞和基因是孿生子，不可能從我們的身體中分割。也許癌症界定了我們與生俱來的生存界限。隨著我們的細胞分裂和身體衰老，突變一層又一層地無情累積，癌症很可能是我們作為生物發展的終點。
但我們的目標可以定得更適度一點。牛津大學理查德·皮托辦公室的門上掛著多爾最喜愛的格言之一：“因老而死不可避免，未老先死不可發生。”多爾的想法代表的是抗癌戰爭更合理、更接近的勝利目標。我們可能注定要與這一古老的疾病生死相連，並不得不在人類可預見的未來和它玩貓捉老鼠的遊戲。但如果能在衰老之前阻止癌症帶來的死亡，如果治療、抗藥、複發和更多的治療這些可怕的遊戲能使生命延長，那麼就能轉變我們對這個古老疾病的想象。就我們對癌症的理解而言，這種改變所代表的科技勝利和我們曆史中的其他勝利都不同：這將是一個戰勝我們自身宿命的勝利，一個戰勝我們的基因組的勝利。
不妨通過思想實驗來想象一下這個勝利。公元前500年可能罹患了乳腺癌的波斯王後阿托莎。想象一下她的穿越——在一個接一個的時代裏出現、重現。她是癌症界的道連·格雷（DorianGray）：當她行進在曆史的軌道上，她的腫瘤卻凝固在同樣的病情分期和發展中。阿托莎的病例讓我們可以概述癌症治療上已有的進步，並揣測它的未來。治療和預後在最近的四千年裏發生過怎樣的轉變？而在隨後的新千禧年裏，阿托莎又會是什麼樣的命運？
首先，讓阿托莎回到公元前2500年埃及伊姆霍太普的診室。伊姆霍太普給阿托莎的疾病用我們念不出的象形文字命名。他做出了診斷，但謙卑地說“沒有治療方法”，就此結束。
公元前500年，阿托莎在自己的宮廷自行開出了處方，由她的希臘奴隸執行了最原始的乳房切除術。200年後，在色雷斯，希波克拉底將該腫瘤確診為“karkinos”這個響徹古今的名字。公元168年，克勞迪亞斯·蓋倫對該病的普遍誘因做出了推斷：黑膽汁係統性過量，被困的憂鬱症最終爆發為腫瘤。
千年歲月，一閃而過；困於阿托莎體內的黑膽汁被淨化了，但腫瘤依然繼續生長、複發、侵襲和轉移。中世紀的外科醫生對阿托莎的疾病雖僅略知皮毛，但他們卻會用刀切除腫瘤。一些人用青蛙的血、鉛板、山羊糞、聖水、螃蟹膏和腐蝕性化合物來治療。1778年，在倫敦約翰·亨特的診所，她的癌症得以分期——早期的、局部性的乳腺癌，或者晚期的、侵襲性的癌症。對於前者，亨特建議局部性的手術；對於後者，隻能“遙表同情”。
當阿托莎在19世紀再度現身的時候，恰逢一個外科手術的新世界。1890年，在霍爾斯特德位於巴爾的摩的診室裏，用迄今為止最大膽和最具決定性的療法根治性乳房切除術對阿托莎的乳腺癌進行治療，切除大塊腫瘤和深處的胸部肌肉，以及腋窩和鎖骨下的淋巴結。20世紀初，放射腫瘤學家試圖用X射線局部消除腫瘤。到50年代，新一代的外科醫生學習將這兩種策略結合使用。雖然隻能適度地緩和，但阿托莎的癌症可以通過簡單的切除術進行局部治療，或者是乳房腫瘤切除輔以放療。
70年代，新療法出現。阿托莎手術後伴有輔助化療，以減少複發的概率。她的腫瘤經測試對雌激素受體呈陽性，因此他莫昔芬這種抗雌激素藥物也被加入防止複發。1986年，她的腫瘤被進一步發現是Her-2基因擴增型。除了手術、放射、輔助性化療和他莫昔芬，還接受赫塞汀進行靶向治療。
要列舉所有的幹預對阿托莎生存的確切影響是不可能的。試驗背景的改變不允許對阿托莎在公元前500年的命運與1989年的命運進行直接的比較。但是外科手術、化療、放療、激素療法和靶向療法也許能將她的存活時間增加17~30年。如果阿托莎在40歲被診斷出腫瘤，那麼她極有希望慶祝自己的60歲生日。
90年代中期，阿托莎乳腺癌的控製出現了轉機。根據她早年的診斷加上她的阿契美尼德王族血統，有人質疑她是否攜帶了BRCA-1或BRCA-2的突變基因。經過基因組的測序，果然發現一個突變基因。她參加了一個密集篩檢的項目，檢測正常乳腺中是否有腫瘤的出現。她的兩個女兒也接受了檢測，結果發現BRCA-1基因呈陽性反應。因此，她可以選擇是以密集篩檢、預防性雙側乳房切除，還是服用他莫昔芬預防侵略性乳癌的發生。對阿托莎女兒的篩檢和預防的效果是激動人心的。通過核磁共振發現其中一個女兒的乳腺中有塊狀物，經進一步化驗確定是乳腺癌，進而在它的早期即未蔓延的階段進行了手術移除。另一個女兒則選擇做了預防性雙側乳房切除術，通過先發製敵地切除確保餘生免受乳腺癌之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