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卡耐基與普爾門互相爭奪臥車經營權的時候，這位養兔子的男孩想起了那些兔子帶給他的經驗。那時候為了獲得聯合太平洋鐵路臥車的經營權，卡耐基所管理的中央運輸公司和普爾門所經營的公司互相排擠、削價、損傷對方獲利的機會。有一晚，卡耐基在聖尼古拉旅館遇到了普爾門，他和善地和他開始談話。
“晚安，普爾門先生。”卡耐基禮貌地招呼，“難道你不認為我們現在所做的是在作弄自己嗎？”
“你是什麼意思？”普爾門問。
於是卡耐基詳細地講述了他心中的想法——將雙方的利益合並而非互相進行惡性競爭。普爾門在注意細聽，可是很明顯，他尚未下定決心。最後他問道：“那麼這新公司要叫做什麼呢？”
“啊，當然叫做普爾門皇宮臥車公司。”卡耐基不假思索地回答。
這時候普爾門的眼睛開始發光。“到我房裏來仔細談。”他興致勃勃，“我們來談談那些詳細的安排。”
於是，這一次談話創造了實業界的奇跡。
卡耐基的這種記憶以及尊敬朋友和同事名字的策略使他成為了著名商業領袖。他能夠叫出自己工廠內許多工人的名字，毫無差錯，這是他最為自豪的事情之一。而且他常常自負地說，在他親自管理工廠期間從未發生過罷工這樣的事情。
貝德茹斯基也做著同樣的事情。他一直都稱呼他的專職黑人廚師為“考伯先生”而非遵從美國習慣的稱呼叫他“喬治”。這使這位廚師感覺到自己的重要。貝德茹斯基曾經15次環遊美國，為全國廣大熱烈的聽眾演奏。每一次當他乘專車旅行的時候，都會由同一位廚師為他準備在音樂會之後吃的午夜餐點。這些年中他都稱呼他為“考伯先生”，而考伯先生也很喜歡別人這樣稱呼自己。
人們極其重視自己的名字，於是他們將竭力設法使這名字延續，即使付出犧牲也在所不惜。
200年前，富人們常常用金錢來換得作家們把書獻給他們。
常常有一些希望自己的姓名可以被記得的人向博物館或者圖書館捐獻，例如：紐約公共圖書館裏愛斯德和利諾克斯的藏書、京都博物館裏所收藏著的愛德門和馬根捐獻的藏品。幾乎每一座教堂都綴有彩色玻璃窗以紀念捐贈者的姓名。
多數人不記得別人的姓名，這是因為他們沒有下必要的工夫與精力把姓名牢記在心。他們往往會給自己尋找借口：他們太忙。
但是他們會比羅斯福更忙嗎？即使是繁忙的羅斯福總統，也會下工夫去記憶他曾經接觸過的機械師的名字。克賴斯勒汽車公司曾為羅斯福先生製造了一輛特別汽車，這車由張伯倫以及另外一位機械師送抵白宮。我曾經看過張伯倫敘述這件事情經過的文章：
我教羅斯福總統怎樣去駕駛這輛安裝有許多特殊裝置的汽車，而他則教會了我許多有關於處理人際關係的藝術。
當我到白宮訪問的時候，羅斯福總統顯得非常愉快。他叫我的名字，使我感到很自然。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對我要說明以及告訴他的事項非常注意。這輛車子設計完美，可以完全用手駕駛。總統對那些好奇的圍觀著的觀眾們說：“這車真奇妙，隻要一按開關就可以開動，駕駛起來也完全不用費力。我認為這車非常好——雖然我還不懂這車子是如何運轉的。我真希望我能夠有時間把這輛車拆開，以便看看它是如何發動的。”
當總統先生的許多朋友以及同事表示出對這輛車子的羨慕時，他當著他們的麵對我感謝。他說：“張伯倫先生，我真感謝你！感謝你設計這車所花費的時間以及精力。這真的是一項傑出的工程！”他讚揚輻射器、特製的反光鏡、鍾表、特別的照射燈、椅墊的式樣、駕駛座位的位置以及衣箱內放置的那些標有不同特殊標記的特製衣框——他對每一個微小的細節都如此注意。他也花費了很多的心思來了解那些關於我的情況。他特別注意讓羅斯福夫人、勞工部長以及他的秘書波金女士注意這些設備，他還向自己的老黑人侍者說：“喬治，你需要好好地照顧這些衣箱。”
當駕駛課程結束的時候，總統先生轉向我說：“好了，張伯倫先生，非常感謝你今天到這裏來。我想現在我得回去工作了。”
我帶了一位機械師到白宮去，還記得嗎？他也被介紹給羅斯福，但這個羞澀的人並沒有同總統談話，他是個怕羞的人，於是他遠遠地躲在後麵。羅斯福總統隻聽到了一次他的名字。但是在我們離開之前，總統尋找那位機械師，和他握手，叫他的名字，並謝謝他來華盛頓——這一切完全出自於一種真誠。當我們回到紐約後沒有幾天，我就收到有羅斯福總統親筆簽名的照片，還附有簡短的致謝信，他再次真誠地對我給予他的幫助表示感謝。我實在是感到激動萬分，因為這位事務繁忙的總統竟然還會抽時間來這麼做。
顯然，羅斯福深知一種最簡單、最明顯也是最重要的獲得好感的方法，那就是記住他人的名字，這使得他人感覺自己對於別人來說很重要——可是，這麼簡單的方法我們之中又有多少人在這麼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