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似乎傳統文化中很重視“理”，實際上自古以來許多文章是不講理的，它們也在風行天下，甚至被奉為經典，成為人們的行為指導。這樣的例子我們可以舉出許多。比較典型的如《孟子》中關於“辟楊墨”（即排斥楊朱和墨翟的學說）的論述裏所說的“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君無父，是禽獸也”。這是千年以來文士們必讀的經典，準也沒有懷疑它的正確性，但如果我們認真地分析起來，這一段就是不講理的文字。為什麼“為我”就是“無君”：“兼愛”就是“無父”呢？兩者之間並非是“A”與非“A”的關係啊！為什麼“無君”、“無父”就是“禽獸”呢？這些都是應該論述而沒有論述的問題，便把結淪推給了讀者，而且不許懷疑，如果你一懷疑就難免也有了“禽獸”的嫌疑！如果這個題目讓歐洲人來做，可以寫一篇很長的論文，甚至是一本書馬克思當年寫《資本論》就是從最簡單的、最常見的商品開始，引出對價值、勞動、所有製、生產關係、社會製度等問題的分析從而得出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結論。這部著作中（特別是第一卷）對於每個命題都有詳密的論證，一環扣一環，不缺少任何環節，充分表現出馬克思理論邏輯的縝密。這不僅體現了歐洲文化傳統，而且也因為作為學者的馬克思要靠理論的嚴密性和科學性去征服讀者。而在國人看來，馬克思要論述的命題是迂闊的（當然誰也沒有公開這樣說，隻是有人這樣想）是不必論證的（有人說《資本論》要讓他寫，有一萬字就可以了）。
國人習慣的是用各種修辭方法增加文章的氣勢和感染力量，壓倒論敵和打動旁觀的讀者，問題就解決了。這成為中國文人寫論戰文字的傳統，也就是說“不講理”文章成為“理論文章”的主流。對中國文章發展有著重要影響的、所謂“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論文的代表作品“五原”（《原道》、《原性》、《原人》、《原鬼》、《原毀》）往往是後世作文的典範，可是這些文章很少有正麵論述道理的。《原性》論述“性三品”，隻是舉例說明，根本沒有“論”。《原毀》隻是用對仗排比增加文章的氣勢，以此來論述背後誹謗人不對。又如被稱為“奧衍宏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的《原道》是論述儒家認同當時社會的基本原則。文章中對“君”、“臣”、“民”的權利與義務做出規定：“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這些在韓愈看來是社會的根本原則，但為什麼要這樣？他不加論證，但是要求堅決執行。如果“民”不這樣去做，“則誅”。這裏暴露了中國古代社會是缺少理性的，人們所期待的“說理”不過是恫嚇，是赤裸裸的暴力。這個社會中的大多數人也認為這樣才能真正解決問題。中國缺少“講理”的傳統。
這種不靠“講理”到了近代又有了新的發展，歐風東漸，新學西來，而西方學術界上承希臘傳統是比較重視邏輯與說理的，特別是經過了啟蒙時期，什麼理論都要拿到“理性法庭”考量考量。這種講邏輯、講理的風氣也隨著新學到了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當新一代知識分子用新的學理宣傳“德先生”、“賽先生”時，一些守舊者如喪考妣，如毒火攻心，但辯論起來，又講不出多少道理，說不過胡適、錢玄同、陳獨秀這些新派人物。於是隻好開罵。有的人（比如林琴南）甚至幻想出現一個孔武有力的“荊生”出來，仗著他俠肝義膽和高強的武藝把那些新派人物一個個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雖然這隻是個幻想，寫入他的武俠小說中，但是這也暴露了，堅持傳統的人們尚“力”不尚“理”的真麵目。
然而文人畢竟不是“耍胳膊根”為生的遊民，他們實施的暴力不會那麼裸露、那麼直接，其中會有些圈圈套套，誘使人們鑽入。如果在他們不願講理、不能講理、不會講理時，還要打敗對方，甚至置對方於死地，他們往往會用“舌頭根底壓死人”的辦法，把對方打懵、打死。這就是我所說的語言暴力。語言暴力說簡單一些就是用語言實施暴力，有時還用語言把對方誘入死地，刺激一些有實力者，借他人的實力傷害對手、把對方引到受皮肉之苦甚至斷腰絕脰的狀態之中，以宣泄積憤。前麵說的林紓寫作《荊生》就有這個可恥的目的。曆次政治運動中的“大揭發”、“大辯論”、“大批判”中許多“上綱上線”就是要把對方推上死路的，許多被批判者也要拚命死守，會導致死地的“罪名”決不能承認。例如在文革前夕在批吳晗《海瑞罷官》時，姚文元說此劇中心是寫“退田”和“翻案”的，以配合黨內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國際上的“帝修反（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向黨進攻。這是要一棍子把吳晗打死，而吳晗及其支持者則千方百計避開這一點，隻在宣傳封建道德、留戀封建文化等小問題上作檢討。他們還不知道，上麵已經定下來“帽子”的尺寸，你怎麼推脫也推脫不掉的，減少尺寸也不行。這是語言暴力與社會暴力相配合起作用的結果。幾十年來許多知識分子積極主動配合社會暴力，把許多與自己同類的人置於死地，自己高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