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暴力有三個層次，最明顯的是傷及身體的暴力，其次是傷及情感、自尊的暴力，還有摧辱靈性和心靈的暴力。語言暴力主要是針對後二者的。粗鄙的如阿Q與人罵架，出口就是汙言穢語，那是赤裸裸的語言暴力，不過有賴於國人鐵打銅熬的神經，很少會被人罵死（當然也有臉皮薄而被罵死的王朗）。高雅一些的則常見於古代文士的文章。如廣為人知的王安石《答司馬諫議書》。這是被許多選家視為文章典範的。實際上它也是一篇不靠說理，而靠強勢語言壓倒對方的文章。司馬光在寫給王安石的信中批評他不能聽取和考慮他人的意見，這是“拒諫”。而王安石在《答司馬諫議書》中卻說：“辟邪說，難壬人，不為拒諫。”你看王安石不是據理為自己辯解，而是先把不同的意見稱為“邪說”，把與自己見解不同的人一概稱為“壬人”（奸偽邪惡之人）。我想隻要了解宋史的，誰也不會把不讚成或反對新法的人們稱之為“壬人”，把他們的意見稱為“邪說”。像司馬光、歐陽修、韓琦、蘇軾無論從當時的標準看，還是今天的曆史評價，他們都可以說是正人君子，他們發表對於新法的意見，也是從國家的安危和人民的苦樂出發的。實際上王安石內心也不會這樣想，因為他也很了解這些人的為人，司馬光還是他的朋友。但是在行文中他非要這樣寫不可，因為隻有這樣才能使文章痛快淋漓，力透紙背。其訣竅在於把對方先放在為正統輿論所不容的位置上，看似說理，實際上是醜化，不擇手段地攻擊，其語言帶有暴力性質，目的是摧毀對方的自尊和人格。當然，王安石畢竟是文學家和學者，在這樣做之前還說了一些委婉得體的客套話。至於到了今世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一切都是等而下之。那時的“大辯論”用的都是“你不打，他就不倒”、“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是可忍，孰不可忍”、“砸爛狗頭”、“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等一些火藥味極足的語言。這些毫無說理味道，卻也打著講理辯論的旗幟，於的都是“以勢壓人”、“以勢傷人”的事情。那時的主流輿論提倡還是文鬥（當然這比亂打亂殺的“武鬥”要好一些），反對“武鬥”，殊不知文鬥，也是一種暴力，它是語言的暴力，其目的在於摧毀人的自尊，傷害人的靈性與情感。這種“文鬥”對人性（包括實施者的人性）的摧殘，對祖國語言汙染都是極其嚴重的，或說是對我們傳統文明的破壞，直到現在也沒有完全恢複過來，語言中的野蠻現象還不時地要表露出來。
我想一個民族要正常的發展，一個社會要祥和，提倡“有話好好說”、“有理慢慢講”還是很有必要的。提倡邏輯（主要是形式邏輯）、提倡科學，擺脫和破除那種不講理和不善於講理的傳統，在日常生活中反對“語言暴力”，和杜絕“暴力語言”，應該是題中應有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