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兵簡政”不是個陌生詞兒，30年前，這個詞兒連小孩子都是耳熟能詳的。毛澤東在《為人民服務》中就有“精兵簡政這個意見是黨外人士李鼎銘先生提出來的”這樣的句子。而《為人民服務》是“老三篇”之一，那是人人都要背誦的，所以大家都知道了1942年在延安的時候，曾經搞過“精兵簡政”，大批地精簡幹部。
40年代末進城以後實行計劃經濟體製，一切政治、經濟、文化乃至社會的活動都是“計劃”中安排的，這就需要人去組織，於是，從50年代就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幹部隊伍，其人數是任何時代都不能相比的。50年代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需要大量的幹部去推動，幹部隊伍迅速膨脹，達到數百萬，而且在任務緊急時還經常把其他人員如教師、大學生、軍人、工人臨時借調當作幹部去推動某項工作。經曆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三年困難”，財政終於不堪重負，不能不再來一次“精兵簡政”，大規模地精減、下放，回鄉回家，減輕了財政負擔。62年經濟複蘇後，故態複萌，許多被精減的又回來了，而且此時各種運動聯翩而至，也需要幹部。此時的幹部較以前有所增加。
“文革”之中，雖然“抓革命，促生產”口號不絕於耳，實際上情況是經濟大麵積滑坡。幹部作為財政的負擔又日漸成為問題。於是，借著“鬥批改”、建立新的領導班子之機，毛主席又提出要“精簡機構”。當時作為樣板的河南省靈寶縣的縣幹部精減到六人，幾乎與明清兩代縣一級吃皇糧的官員人數差不多了，我想現在靈寶縣的縣直幹部大約至少也得有一兩千人了吧。
“文革”之後的幹部激增是今人有目共睹的，現在到底有多少幹部，各種統計數字不同，難以確認。有的材料說吃“皇糧”而不直接從事物質生產的人（包括在職與退休的各級行政幹部、國企幹部、科教文衛、軍人、警察等），其總數大約在接近一億。這個數字也許誇大了些，但離事實不會太遠。想一想，什麼樣的財政能夠養活這麼多人？
我們學曆史常常會碰到所謂的“冗官”、“冗兵”的問題。例如武則天當政時期，人們批評這時“冗官”泛濫，實際上當時官員總數不過1萬多人，言其“冗”，是與唐太宗時相比較而言的，因為太宗時全國官員不過1000餘入（不包括未人流的“吏”）；宋朝也是被譏為“冗官”、“冗兵”的時代，官員人數最高峰時達到數十萬人（主要是地方官人數泛濫），史家批評其“冗”主要是因為其官無定員，想增加就增加。總的說來，中國古代官員還是不多的，因為官員人數受到經濟發展的限製。宋代雖然被稱為是“積弱”、“積貧”的時代，但其生產發展規模產值是唐代的十倍以上，所以宋王朝才敢於擴大官僚隊伍，增大統治成本。當然，由於宋朝對官員待遇過於優厚，人數又多，最後也弄得不堪重負，被迫裁減“冗員”。因此，減少官員數量在古代首先是個經濟問題，其次才是提高行政效率。這裏說一下，古代吏的薪俸很低，宋代和宋代以後，吏往往不能升為官，所以他們比較關注“錢”；差役是“役”，是老百姓必需要“服”的，沒有薪俸，他們的收入是從那些不願意服役的老實人自願出雇役錢中來的。
前些日子，讀北京市政協辦的《北京觀察》第四期，其中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一文是介紹北方某縣“精兵簡政”前夕一些幹部心態。這篇文章是個調查報告，很生動，對許多部門和不同層次的幹部心態大多有所反映。這是一個不到70萬人口的小縣，卻有72個副科級行政事業單位，在職幹部3000多人；下轄22個鄉鎮，工作人員2000多人。這些人每年工資就要5000多萬元。如果參照最近出版的曹錦清的社會調查日記《黃河邊上的中國》所記錄的河南縣市鄉鎮的幹部情況，與此大同小異。這說明，中國僅縣鄉兩級幹部數量已經達到令人可怕的程度。有的縣鄉財政連“人頭費”都發不出來，隻好靠加重農民負擔的做法，把它轉嫁到農民身上。“減負”喊了多少年了，為什麼老減不下來，恐怕第一個原因就是幹部太多，縣鄉兩級財政已經養不起了。幹部也得要吃飯，不能當了官就吸風飲露；而且他們手中有權，他們吃得起碼不能比當地平均水平低（這一點不算不合理，這樣的官還算有良心的官）。這錢從哪裏來？還不是采取各種手段向農民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