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當國家支付不起整個社會的管理成本時，常常采取“精兵簡政”的辦法，用以降低成本，把官解雇一部分（不過近幾十年來往往不這樣直白地說，而是說帶些革命色彩的“下放”）。然而在那個依靠“人治”、依靠“計劃”作為管理社會的基本手段，工作往往是以“人海戰術”的方式去推行的時期，幹部的數量往往是搞好工作的關鍵。不管哪一級、哪一個部門的領導都會大量地儲備幹部。這樣，一時減下來的幹部數字，經濟稍好，可以支出較多的成本時，於是各部門紛紛招兵買馬，幹部的數字馬上會再上去，直到增得不能再增加為止。
每一次“精兵簡政”采取的也是以“人治”形式推動的。主其事者在“精簡”人員時考慮更多的恐怕不單是幹部的工作能力和水平，而且也會考慮與自己的關係，這後一點對大多數領導來說是確切不移的。那些真正有學問、有才能的人，往往不會把自己的精力用在處理與領導的關係上。於是這些人往往會被最先淘汰。80年代，許多人研究中國近幾十年人才為什麼不能脫穎而出時常常提到“反淘汰製”，在精簡機構問題上也是如此，各級領導往往把“精減”變為“減精”，把有工作能力的減走。可是當有能力的人大量裁撤以後，再需要幹部推動工作時，於是，各級領導再招一批有能力的人來。主持者往往也會乘機夾帶一些與自己有關係的人。這就是為什麼於部越精簡越多的一個重要原因。“人治”、“計劃經濟”的體製不改變，每一次“精兵簡政”都預示著下一次的幹部膨脹。
我們現在實施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去政府功能中的一大塊所謂的“組織生產”、“組織生活”的功能即將消失或轉換，政府自然就用不著那麼多人了，何況現在的幹部人數還大大超過了計劃經濟體製時期了呢，另外推行“法治”，不靠搞群眾運動實施社會管理，告別“人海戰術”，自然需要的幹部會大量減少，這些都為精簡機構提供了客觀基礎。因此這一次已經不是過去的“精兵簡政”，而是幹部體製改革。在這個改革中還要找到一個適合現行製度和目前情勢的幹部的最佳數目，作為編製定員，在一定時期保持相對穩定性。並用引進法律機製的辦法逐步建立適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公務員製度。
“精兵簡政”隻是人事改革的第一步，還應當有許多配套的改革跟上來，否則這次精減以後還保不住再來一次“回潮”。
中國古代為什麼官員少、能夠長期穩定在兩三萬人之間？我想除了那時是農業社會，經濟政治相對比較簡單以外，其政府的組織工作隻到縣一級，縣以下是民間社會，不用國家派官，基本依靠宗法網絡管理。那些“亭”、“裏”、“鄉”等地方之“長”基本上是政府的“差役”，是鄉民對國家負擔義務，不需要國家開支的。因此，建立和推廣民間自治製度，不僅可以確保幹部不再膨脹，而且有利於經濟的發展和人們素質的提高。而現在實行的行政村選舉製度，本意在於提倡村民自治，可是有的村選舉在鄉政府的控製下，把“村委會”搞成了鄉政府的派出機構，結果自然是熟悉農村的人們可以想象的。其次是發展各種類型的企業，增加就業機會，使得農村的剩餘勞動力、特別是素質高的勞動力（如大專生、複轉人員）不再把官場看成自己發展的惟一機會。現在許多發達地區，大多年輕人已經不積極仕途，從事技術和經商成為更好的人生選擇，而經濟落後地區恰恰相反。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成熟是實現幹部製度改革的基礎。如果幹部製度改革成功，“精兵簡政”將會成為一個曆史名詞。但願以後不再會有什麼“精兵簡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