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不遠的二三十年前，“無所畏懼”幾乎成為人們的口頭禪，成了英雄主義的同義語。電影或戲劇中，當創作者寫到他心愛的英雄人物時往往要加進一句“我們是無所畏懼的”之類的台詞，再配合一些假大空話，以鼓舞台下的觀眾和台上的自己，從而使劇中的人物“高大”起來。這種現象是司空見慣的，似乎誰也沒有感到它的謬誤。然而人們在過分的“無所畏懼”的鼓舞下，仿佛世間真是可以由著自己的性子橫衝直撞，而不負任何責任。於是，社會上充斥了一種帶有愚昧色彩的虛驕之氣。
40年前的“天上沒有玉皇，地下沒有龍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龍王。”“喝令三山五嶽開道，我來了”。許多人希望靠這股“英雄之氣”改天換地、為民造。結果是“玉皇”、“龍王”都沒有當成，“天”、“地”也越“改”越糟，越“換”越差，對自然界大破壞是實實在在的。直到現在人們還能直接感受到由此造成的後果，如生態失衡、荒漠化等。每當北京春天沙塵暴到來、走在大街對麵不見人的時候，我就想起這首所謂鼓舞人民、實際上是鼓吹虛驕之氣“民歌”。這也許是首倡者想象不到的。更令人驚訝的是“無所畏懼”論調的末流竟演變為“我是流氓我怕誰”，真是令人感歎：“播下的是龍種，收獲的足跳蚤”。
與凸現於外的“無所畏懼”相對的是存於內心的“敬畏”。這個詞在近幾十年來幾乎成為絕響（現在有的倫理學家開始注意到這個問題）。有的人認為“敬畏”就是“畏懼”，它大悖“無所畏懼”之道，從而與“謹小慎微”、“奴隸主義”結了緣，為熱心推動曆史前進的人們所不齒。在這些人看來人們（實際上，這“人們”往往就是主張者自己，從不把他以外的人算進去的）隻要活著就是天地間的“老大”，可以為所欲為，無所畏懼。
“畏懼”與“敬畏”是有根本區別的。它們一是來之於外部的刺激，一是發之於內心的反省；一是有特定的對象，一是由於信仰有別，各有不同的理由。外部自然界高大迅疾的事物、不可抗拒的力量、未知的世界、社會上種種壓迫人的勢力、生活中的困難都可能成為畏懼的對象，但是它卻不能成為敬畏的根源：懂得反省的人們才會有敬畏之情，“敬畏”的本質是人類對自己有限性的清醒的認知。隻有心存敬畏，人類才能逐步實現對無限世界的追求。孔孟等儒家的創始者們的憂患意識即與此有關這種敬畏促成了他們的敬德修業，不斷提升自己，增加對社會的責任感、培養悲天憫人的情懷。有了敬畏才會有自尊、自愛，才會有所守、有所不為？生活在現代社會的守法公民，懂得有所守、有所畏的人們是有責任心的，他們在困難麵前也會表現出勇。所謂“知恥（行有所止近乎勇”，就是這個意思。
麗“無所畏懼”不在一定操守的支持下就會變成無所不為，甚至鄰近殘忍，這就不是什麼“勇”了。《紅樓夢》中的王鳳姐也曾向“地獄陰司報應”挑戰，表現出“無所畏懼”呢！她向托她破壞年青人婚姻的尼姑說，她“從來不信什麼陰司地獄報應的。憑是什麼事，我說要行就行，你叫他拿3000銀子來，我就替他出這口氣”。這個頗有點“徹底唯物主義”氣概的女強人，不動聲色地貪了三千兩銀子，破壞廠一樁美滿的婚。害死了兩個年青人。可是這種號稱什麼也不信、什麼也不怕的人，當他失去支撐、麵臨著強大外部力量，很快就會顯示出其懦弱的、無所守的本性來。因此“徹底唯物主義者”的“勇敢分子”與懦弱分子往往是一個人的兩麵，小說《芙蓉鎮》中“運動根子”王秋赦不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嗎？
柏楊在他的自傳中也寫過一個故事。1948年淮海戰役後，沈陽解放，當時解放軍的政策是許可放下武器的國民黨軍政人員回關中，而且還發通行證。柏楊也打算回北京，便到火車站買票。火車站的情景令他犬吃一驚。平常喧聲鼎沸的車。現在居然鴉雀無聲，“平常凶暴得不可一世的國軍官兵，現在卻那麼有秩序地魚貫排列在各個售票窗口，有的甚至排到車站外的廣場上，有的像S形轉來轉去。吃驚的是，沒有一個人吵鬧和大聲講話，也沒有一個人插隊，好像一夕之間，都成第一流國民”，成為懂得遵守紀律、自尊自愛的人。對此，柏楊評論說“這是恐怖下的產物，中國人沒有管束自己的能力”，平常好像什麼都不怕，“無所畏懼”，那是因為對手的弱小，沒有能力阻礙他們為非作歹，他們可以一馬平川地衝過去，簡商是英姿勃發。一旦眼前出現了強大外力，馬上就會呈現出另外一種姿態。此時他們為什麼不在火車站大吵大鬧，施展自己的蠻橫了呢？因為他們打敗了，現在共產黨放他們一馬，可以進關自謀生路，如果自己節外生枝，鬧出些事來，走不成了，會有什麼下場？所以他們害怕，怕惹惱了共產黨（後來進關後，去北平的途中，夜裏行路常常和解放軍大都隊相遇，解放軍哨兵有時會問你們是哪部分的？這些繳了械的國民黨兵怯怯回答“我們是蔣匪軍”）。這個故事啟發我們能想起很多事。虛驕之氣支配下的“無所畏懼”，往往有極其可鄙的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