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楊說的中國人不能“管束自己”，正是由於缺少內心自省，這是童年的特征？一個民族隻有學會了“管束自己”才是真正的成熟，而敬畏心是人們走向成熟的開端。
人有了敬畏心就會減少虛驕之氣、浮躁之氣，杜絕狂妄之氣、昏暴之氣，不僅能少犯錯誤，而且大約是人們事業取得成功的初步保障。
讓老百姓傲個普通人
有人看到這個題目可能會發笑，誰把老百姓當作大人物啦？他們默默無聞、在現實生活中奉獻著他們所應奉獻的一切而又不為大多數人所知，難道這還不“普通”嗎？當然這種意見是對的，但是本文要辨析的不是社會上實際情況，而是社會輿論的期待，而這種不切實際的期待，不僅達不到真正的目的，而且往往幹擾了老百姓的正常生。使人們生活得不開心。這些是司空見慣的，而又是熟視無睹的。
這裏說的“普通人”，不是王願堅50年代寫的小說《普通勞動者》中的“普通勞動者”，那種“普通人”，是成就了革命大業以後的革命家又深入普通民眾、與群眾打成一片的。在思想境界上，他不僅高於老百姓，而且與其他“老革命”比較起來也是一個升華。我們這裏說的“普通人”就是一般的芸芸眾生，不好也不壞，或用法治社會的詞兒說就是“守法公民”。這是人民的大多數，是人民的主體。我們說的“人民”不是個抽象的概念，它所指的主體就是普通人。
在“英雄”泛濫的時代，有的人把“普通人”也戴上“英雄”的高帽，這樣既降低了英雄的標準，使其缺少應有的內涵，也不適當地拔高了普通人，使其手足無措。這是“兩失”。幾年前有個不太長的電視劇《不該將兄吊起來》，劇中寫了一位京劇團的姓馬的老生演員，業務水平不高，平時愛說風涼話，嫉妒團中一位能掛頭牌的唱旦角的女演員，與幾個“哥們”在背後說風涼話、給她小鞋穿。有一次，這位馬先生在街上碰到一個女高考生，車子壞了，未不及上考場了，老馬把自己的車子借給她，使她順利地考上了大學。這件普通人做的普通事被傳媒知道了，大肆渲染，捧為“英雄”。於是，評獎、提級、演主角等一係列的“好事”都落在他頭上。眾人的嫉妒馬上轉移到他身上。其他條件是軟的，可以由著領導和傳媒的嘴說，而業務能力是硬碰硬的，老馬唱不了主角，可是硬要他唱，使他處在十分尷尬的地位。他對以前的“哥們”說：“不該將兄吊起來。”可見“英雄”的高帽不宜亂戴，亂戴不僅對社會沒有好處，對被捧者也是災難，使他們脫離真實的生活，處於表演的狀態中。
輿論對普通人期許過高似乎是個傳統。孟子說“人皆可以為堯舜”，又把“天降大任”期許給每一個人，從而對他們提出嚴格的要求。這一點到了宋明理學那裏則變得更為嚴厲，“人求完人，金求足赤”。魯迅講到《三藏取經詩話》時說，“偷人參果”的故事，在宋元話本中本來是唐僧指使孫猴子去幹的。而由於“士大夫論人極嚴”，唐僧作為高僧不能幹這等事，於是《西遊記》中就變成了孫悟空的“個人行為”。這種論人的主張通過意識形態（如小說戲曲、鄉規民約）使之製度化。這成為中國倫理教育中特別看重的問題。就算這些聖賢是真誠地希望把老百姓塑造成為“堯舜”，可是這對於一輩子種地作工的人來說又有什麼意義呢？何況統治者的“真誠”是要打許多折扣的，他們實際上是要求老百姓做自覺地放棄自己合理權利的順民，因為“聖賢”是沒有私心，不會計較個人利益的。被統治者不計較個人利益，統治者見到利益就可以隨便往自己懷裏摟了。魯迅先生特別熟悉這些偽善者，他在《犧牲謨》一文中就刻畫了一個處處要“同誌”犧牲，並時時把“英雄”的高帽戴在已經被剝奪得一絲不掛的“同誌”頭上的“道德家”。所以看慣了這種現象的錢鍾書先生激憤地說：“上帝要懲罰人類，有時來一個荒年，有時來一次瘟疫或戰爭，有時產生一個道德家，抱有高尚得一般人實現不了的理想，伴隨著和他的理想成正比例的自信心和煽動力，融合成不自覺的驕傲。”（《談教訓》）可見一些矯激的主張，看似“革命”，實際上是誤國誤民的。經過“文革”的人們認真思考一下，我想會有同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