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如那小子，是在美洲修仙回來的，他會念咒，一個咒語下去，飛機就雲騰萬裏，啊，雲騰萬裏。”一個黃包車夫特地把“雲騰萬裏”這個新學會的詞重複了一遍。
“美洲，那可是夷人的地界，莫非是夷人的妖法。”一個年紀較大的馬車夫懷疑的說。
“什麼妖術，修仙，看見我家老爺那台汽車沒有，那叫科技，飛機和汽車一樣，也是科技。懂嗎。”說著，順手指了指停在一旁的一台福順牌汽車。
這是上海，黃浦鬆遠樓，又稱宋公館，是富商宋嘉澎在上海的私宅，此樓修得極是講究，號稱取了“坐望黃浦，寂聽江海”的外勢。今天宋嘉澎大舉宴客，招待自己場麵上的一些朋友，跟隨主人家來的車夫們就都在宋家的車庫前麵歇腳，吃東西，賭博，吹牛。宋家的司機因為中國有私家車的不多，在其它車夫麵前就氣壯一等。
在主屋裏麵，熱鬧非凡，在屋裏排開四桌麻將，一群太太們在打，更多的一群圍在旁邊看，還有不少的丫鬟們在邊上伺候著，男人們三三兩兩聚在一起，隨意閑談著。
按照中國人的習慣，到別人家裏赴宴，越早到就是與主人的關係越密切，所以現在才是下午兩點多鍾，就有不少客人到了。全世界都要講人脈，更何況出外靠朋友，講究關係網也是中國傳統。
宋嘉澎正在歡迎一個二十出頭的年輕人，“久聞世侄是年輕一輩中的翹楚，今天肯賞光來此，實在是蓬蓽生輝，我這個孩子你也是知道的，他少來富貴，眼高於頂，卻對賢侄你讚不絕口，你以後要多教教他。”
那年輕人道：“伯父您客氣了，子文在青儒會裏，也是風頭甚勁的人物。”
青儒會，全稱青年儒學複興會，是共和極其重要的青年政治組織，也是共和實際上的執政團體“正儒士子”的外圍組織。有意走上仕途的青年，加入青儒會，就意味著向執政團體靠攏的第一步，而象宋嘉澎這樣的富商大賈，對家中的孩子加入青儒會，多持讚許甚至推動的態度。
和宋嘉澎談話的年輕人，就是青儒會上海分會的會長――宋教仁。他並非上海本地人，又家境貧寒，可謂全無根基，卻偏偏以弱冠之齡，就成為青年組織的重要領袖，既讓人驚訝，又令人佩服。宋嘉澎本以為宋教仁有多麼狡猾的政治手腕，今天見了，卻感覺不過一個質樸方正的青年，甚至還有些對政治的天真。這樣的一個青年，卻一路順暢的走上了政治生涯的陽光道，這實在讓宋嘉澎感慨不已。他既喜歡自己的孩子交到這樣一個朋友，又隱隱約約的對宋教仁的命運有些擔憂。
其實，宋教仁能夠如此順利的跨入政途，既是因為他個人的才華和機遇，也由於共和體製使然。
共和草創之時，達功鴻有心采英美之長，設立西方式的政體。然而，李穎修卻堅決反對，其理由有三：
一曰，中國帝製傳統深厚，“總統”或者類似的職位一定會被人理解成“皇帝”的變種，就算達功鴻和李穎修有心作出防範，也不能保證後人不利用這種誤解，而成為夏啟。而如果實行君主立憲，君王與生俱來的號召力根本不是英國可以相比的，隻要中智之人，就可以利用這種權威，輕易的壓製內閣和議會，從而複辟帝王專製。
二曰，當時中國的鄉村宗法社會尚未摧毀，無論如何限製，議會一定會被宗法力量控製，要防止此事，唯一的方法就是關死宗法力量進入政權的大門。
三曰，要在一個1300萬平方公裏，2億人口（1844年時）的國家組織大選，國庫裏沒有這筆錢。這一條，是標準的李穎修式理由。
後來，才組成了公民大會和中書門下。第一任公民代表，都是達李二人手下轉入地方工作的骨幹，他們往往身兼各縣的行政職務。而由於公民代表們多是地方的行政人員，不可能長期駐留北京，因此公民大會每年隻在年初開兩個星期。而由各縣直選公民代表，已經是二十四年後的1868年，第九屆公民大會了。
公民大會和中書門下都沒有領導人，中書門下裏隻有三十多個與古時丞相同義，地位平等的“參政”，被人理解成或有意誤導成“皇帝”的可能性小了許多，有人要籍此改變政體，依據“木秀於林，風必摧之”的偉大傳統，其它三十多人一定會把他打下去，公民代表們都是在海外長大的孤兒，宗法力量要進來實在太難了。由於不用選舉，自然也不用花錢了。
但是，這樣就出現了另一個問題，初生的共和政權象無根之木，脫離了與中國社會的聯係，這樣的政權是不可能長久的。這時，達功鴻從傳統中找出了新的工具：科舉。無論是有心匡扶社稷，還是為了“黃金屋，顏如玉”，中國社會的支柱――士人，都會對此趨之若鶩，金榜題名，可謂士人近千年的標準人生理想。
共和既然指明清八股為偽儒，科舉的內容也就要變一變。達功鴻的“正儒”就成了考試的大綱。四級的考試方式被簡化成一級，在各省省會舉辦，考取功名的士子們被稱為“正儒士子”，他們不一定被吸納進政府，也沒有人身特權，但加入政府一定會是“正儒士子”或者退役軍官（下文另述）。
曆經幾十年的發展，抱持“正儒”為思想主綱的士人們，就成為政權的首要來源。1868年開放公民代表直選，“正儒士子”作為全國唯一有組織，有綱領的社會人群，控製公民大會及中書門下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而有心從政的人們，或真心，或偽裝，都向正儒士子靠攏。而有限的科舉錄取名額是容不下這麼多人的，於是，“青年儒學複興會”作為正儒士子的外圍組織（法律上講它是民間的自發組織）出現了。隻要沒有被宣布為剝奪政治權利的人，又明確表示自己接受“正儒”，就可以被青儒會接受。
隨著與西方交流日甚，海內外都有人質疑和批評共和沒有形成政黨，有些小的政治團體雖然有些雛形，但在“正儒士子”和青儒會有意無意的壓製下，實在不成氣候。
有人這樣評價
“……前文已述，現實總是曆史正向或者反向的鏡子，隻不過多了些現實的因素。共和的政治結構也不例外。中華大一統的傳統決定，並由曆史所證明，要實現社會的安定和發展，一定會有且隻有一種占主導地位的思想以及維護這種思想的集團作為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的梳理者和維護者，秦代的法家是如此，漢代的公羊家們是如此，唐代的老儒，宋代的理學也是如此。現代的“正儒士子”也不例外。如果共和出現了西方式的政黨，也一定會是一黨或者一個政黨聯盟獨大，隻不過“正儒士子”們會叫作“黨員”而已。如果其他的思想或者集團要加入到政權中去，最便捷和最合適的方法，就是修改自己的麵目，讓自己的思想和主導思想相融合，中國俗語“掛羊頭賣狗肉”。例如，漢代的外儒內法，唐代的老釋通儒等等。達功鴻的‘正儒’也是如此。正是這種原因，在教義上過於重視原義，過於剛性的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在共和難以推廣。我們可以大膽的進行一下反事實的推論，如果西方的代議製民主或者共產主義思潮要在中國成功，它一定不是西方的那個樣子，它一定會是‘共和特色的代議製’或者別的什麼……，如果基督教成為共和重要的宗教，上帝一定要穿著八卦服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