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初，劉願庵隨父抵達南昌。
南昌，襟江帶湖。著名的“滕王閣”位於贛江邊，因初唐文學家王勃曾在此寫作《滕王閣序》而揚名天下。
走在南昌城裏，隻見高樓櫛比，商號林立，車水馬龍，一片繁華，那雕梁畫棟，巨柱飛簷的府台衙門，那穿著號坎的崗哨以及街上巡防的兵士，使這座城市於繁華秀麗之中，增加了森嚴肅穆的氣氛。
大同中學堂位於永和門附近，距“友教書院”不遠，大門很氣派，一副對聯是集的《文選》句：“彙四海而為雟，緯群龍之所經。”
學堂分東西兩個院子，東邊為校本部，有教室、大禮堂、圖書館、實驗室和學生宿舍；西邊則是大操場、校園和老師宿舍，占地約八十畝。
當時，南昌也受到革命浪潮的衝擊，許多維新誌士高揚“科學救國”的旗幟，紛紛創辦新式學堂，播揚科學和新知識。大同中學堂的校長周六平是著名的維新人士，學堂內的新思想蔚然成風。
教室裏三十多位學生正襟危坐，國文老師走上講台，他姓周，穿著一件普通的籃布長衫，外麵罩上墨布馬褂，他掃了一眼全班同學，“同學們，今天我們班來了位新同學，請大家歡迎。”
劉願庵大步走進教室，此時他已經剪掉了辯子，帶了一頂學生帽，他摘下帽子，分別給老師和同學鞠躬，“我叫劉願庵，從四川來的，今後倘有不懂的地方，請同學們不吝指教。”
周文老師：“我聽說四川的學堂已經停課了，之前你學的什麼？四書五經？”
劉願庵：“我們不學四書五經了，改學國文、英文、算術、修身、曆史和地理。”
周文老師：“那就好，下課後去把課本領了，邵陵、你陪新同學去。”
一位胖胖的戴眼睛的同學站起來，“是，老師，我陪他去。”
劉願庵抱著領到的書，與邵陵走過校園，濃綠的鬆柏，淡綠的楊柳，以及泛黃的銀杏，成行並列，相映成趣。遠處的東湖綠水滿盈，宛若一麵明鏡。
“你怎麼選擇現在轉學？”邵陵好奇的問。
“我主要是陪父親來的，現在時局很亂，你們還讀得進書？”劉願庵反問。
“所以我問你為何現在轉學，不過我們學校的校風很好，校長是著名的維新人士，他在課堂上抨擊清政府的腐敗賣國，譏諷守舊分子，宣講國際形勢，深受同學們的喜愛。
“那太好了！有這樣好的學堂，有這樣好的校長，我一定得抓緊學習，不然就落在你們的後邊了。”
這是劉願庵的心理話，可是，能遂他的心願嗎？
當時的大同中學，新舊文明，相互碰撞。學生們一邊正襟圍坐地聆聽身穿長袍馬褂，頭頂瓜皮小帽的前清遺老的古文老師發出“人心不古，世風靡下”的歎息聲；另一邊又睜大眼睛，聆聽梳中分頭，長袍下著西式長褲和皮鞋的老師講“東亞病夫，亡在旦夕”的警世危言。
劉願庵麵對現實，時有迷惘，時常思索，人生的道路該如何走？從哪裏走？可是，誰能為他指點迷津呢？
放學後，劉願庵匆匆趕回父親的臨時寓所。
劉次侯正在喝悶酒，剛來的新鮮勁仿佛沒有了。
劉願庵簡單的介紹了一下學校的情況，“下周我就在學校住了，靜下心來多學點知識。”
劉次侯點點頭，“這樣好，不然讓我穿身軍衣去買菜、下廚，會被人笑話的。”言畢，又去拿酒瓶。
劉願庵按住酒瓶，“父親，別喝了，喝多了傷身體。”
劉次侯搖搖頭，“好！不喝了，我原以為到了南昌可以大展身手，遂平生之所願。其實不然，我這個副營官無任何實權，隻能動筆寫點折子而已。”
劉願庵安慰父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反正俸祿比原來高。”
劉次侯放下筷子，“屍位素餐，豈是我輩的誌向。”
劉願庵反駁道：“現在的大展身手，是為清庭賣命，是對革命之反動，所以不當官，不帶兵，反而是值得慶幸的好事。”
劉次侯點點頭，“此話也對，但是我千裏迢迢來到南昌卻是為何？早知這樣，不如待在成都喝茶。”
劉願庵拿過飯碗，“對、對、不如喝茶，我給你盛飯去。”
在南昌的日子裏，劉願庵就是這樣與父親相依相處，劉次侯出了發發牢騷，有時也借酒抒情，給兒子言傳身教“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道理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抱負。
直到劉願庵睡眼朦朧，他才以“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誌，非寧靜無以致遠”結束他的課外輔導，仰脖喝下杯中的剩酒，息燈就寢。
這堂課是國文課，周文老師：“今天我給大家講的課文，是梁啟超先生所著，課文名‘戌戌政變紀，譚嗣同傳，’由於時間的關係，我們節選文章的第三部分，也是本傳的重點部分。”
言畢，周文老師在黑板上用力寫下“譚嗣同”三個大字，然後轉身望了一下課堂，“下麵請新來的同學——”他帶上老花鏡正欲看名冊，劉願庵已經站了起來，“劉願庵，請老師吩咐”。國文老師點點頭，“你將下麵的課文讀一讀，我欣賞你的語音，清朗有力。”劉願庵拿起課本，念道：
“初十日，遂被逮。被逮之前一日，日本誌士數輩苦勸君東遊，君不聽，再四強之，君曰：‘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劉願庵的聲音在校園回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