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戰爭的影響，特別是戰敗後，日本包括文化學術在內的社會意識形態的各個領域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另一方麵，1949年以後新中國的成立和發展，也在客觀上改變了日本中國學界戰前普遍存在的各種對中國的認識，中國學研究領域在反省和重建的努力中，從60年代後期起，踏上了新的發展曆程。
這裏以1906年文科大學成立到1945年戰爭結束為界，對這近四十年間京都學派的學術特性作若幹辨析。
把中國作為中國來理解
京都學派之前，關於中國的代表性研究是江戶漢學和明治以來東大的“東洋學”。有論者指出，江戶漢學雖推崇宋明理學，並使朱子學成為幕府的官學，但這實際是借中國的學問來建立日本自己的學問體係，是一種以自我為中心的、完全日本化的漢學。
中國在江戶漢學者眼中隻是一個被有目的地摘取而改造利用的對象，而不是被認真研究和認識的“客體”、“異文化”。明治以後，東京學派的學者們，由於他們的學術是根據歐洲近代學術而建立起來的，特別推崇實證主義的學風，在這種以西洋為標準、追趕西洋的學術努力中，中國雖然從江戶漢學的利用對象還原為學術研究的“客體”、“異文化”，但這個“客體”又多少成為推崇西洋文化者所蔑視和批判的對象，當時有所謂“蔑視東洋的東洋學者”的說法。結果，中國又變為一個純粹的、靜止的“文本”，而從曆史文化積澱和豐富現實世界中被剝離開來。江戶漢學也好，東京學派也好，都是眼中沒有中國的中國研究，這嚴重妨礙了他們在感性與理性並行不廢的基礎上對中國的真正理解。
京都學派采取了“把中國作為中國來理解”的態度，即承認中國曆史發展的主體性，依據中國文化發展的內在理路來認識和理解中國。主要反映在：
一、對漢學有深厚的修養，鼓勵多了解中國學術界。狩野、內藤等創始者們，自身有堅實的漢學根底，對中國學術，尤其是清代學術有深厚的修養和興趣。如狩野最愛讀的是王應麟的《困學紀聞》和顧炎武的《日知錄》，他長期在文學部開設“清代經學”、“清代學術沿革史”等課，認為清代乾嘉學是與近代科學精神最接近的學問。狩野認為：“研究中國學問，當務之急首先是從日本式的興趣如語言表現上的俳句式的興趣中脫離出來，還有一個需要禁忌的是粗略地閱讀日本人寫的漢文漢詩，而應該用中國人自身的解釋方式去攻讀中國原典。”內藤湖南最為推崇清代的浙東學派，他慧眼識珠，在章學誠學術被長期冷落連中國學者也未加重視的情況下，編撰《章實齋先生年譜》，給章學誠以髙度評價。內藤湖南本人的史學思想在某些方麵可看到章學誠史學理論的影響。內藤湖南在1911年8月那篇有名的《支那學問的近狀》中，介紹了中國近三百年來以至最近的學術情況，指出“現在日本的漢學與中國人之間流行的漢學相比，時間上遲了短則七八十年，長則一百年以上”。他感歎到，如果是西洋學問，日本人總是盡量了解最新狀態，積極引進，假如當下引進的是100年前的西洋學問，一定會被目為落後於時代。那麼，為什麼關於支那的學問是百年前的就不在意呢？內藤湖南繼而說：“我希望做支那學問的人，至少要了解支那現在學問的狀況，把對於西洋學問的興趣，同樣地用在對於支那思想上，這對於學問的進步，一定是有益的。”即使是一般被認為不大重視中國學問的桑原騭藏，其實也對中國社會有相當的了解，其論文也有論及中國時事的，如關於“黃禍論”、關於“孔子立為國教”、關於“五四運動”等問題，都發表過見解。在治學方法上，他一生愛讀趙翼的《二十二史劄記》，他的某些研究可見趙書的影響。
二、重視對於中國的實地考察和實際接觸。如狩野曾留學中國，內藤也是早在新聞界工作時就幾次到中國，表現出強烈的對中國的觀察興趣和研究傾向。人京大執教後，更是多次到中國實地考察，調查收集有關資料。小川、富岡、羽田等也多次前往中國，作學術調查。據吉川幸次郎回憶，20、30年代京大與中國學相關專業的畢業生，原則上都被派往中國留學，有各種獎學金保證這項事業的進行，這成了一種傳統。如佐藤廣治、吉川幸次郎、木村英一、小川環樹獲上野獎學金，小島祐馬、倉石武四郎獲文部省獎學金，還有水野清一等人獲東亞考古學會的獎學金，這些人先後來中國留學，後來成為京都學派的第二、第三代中堅力量。吉川幸次郎說，留學的最大收獲是懂得了中國人的價值觀，在學術範圍內來說，就是知道了中國人推崇什麼學術，看不起什麼學術，對此取不取同調是另外一回事，至少我是在認同這樣的價值下而開展自己的研究的。實地考察與留學，為京都學派的學者用與中國人一樣的感受方式、思考方式去理解中國提供了切身的感性的認識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