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藤湖南與近代中國學術的關係
內藤湖南的時代，中日兩國學術界的交流相對活躍，除了中央及地方政府派遣的官方教育、學術考察團體外，清末民初來華訪書考察的日本中國學家及赴日遊學訪問的中國學者，是中日學術交流的主體人物；另外，當時兩國的一些大城市間交通郵路也相對暢通，致使信息傳遞溝通的迅速便捷。甚至遠遠方便於中國國內大城市與內地的溝通。在這樣的學術溝通網絡下，中日兩國學界不僅能夠及時關注對方的有關學術成果和發展動向，而且，兩國學者在相關領域內的信息溝通、學術討論、互相啟發也是相當多的。在上文的第三章第四節裏，主要介紹了內藤湖南與中國近代一些學者的實際接觸、學術往來，這裏就內藤湖南中國學體係中兩個專題研究，來探明其與中國傳統學術的內在淵源關係，以及對當時中國學術的啟發和影響。
日本東洋史學者、內藤湖南的髙足宮崎市定在昭和四十年（15）所作的名為《獨創的支那學者內藤湖南博士》一文中，有這樣一段話：
中國著名的古代史研究家顧頡剛，在其名著《古史辨》（1926年）的自序中，敘述了與“加上原則”完全一樣的他自己的思想。這是否是受了內藤博士的影響，並不明確，但可以認為有這樣的可能性。這段語焉不詳的話，大致會使一般讀者作出以下幾點推論：一、所謂“與‘加上原則’完全一樣的他自己的思想”，應該是指顧頡剛先生提出的“層累地造成說”古史辨偽理論。實際上倒是“加上原則”相似於後者，且隻是相似於後者的一部分內容。二、宮崎市定特意在“《古史辨》”三字之後括號指出“1926年”，似乎顧頡剛就是在這時提出他的辨偽思想理論的。而實際上這是《古史辨》第一冊即將出版，顧頡剛作“自序”的時間層累地造成說的形成至少要早三四年。三、文中雖未敢作肯定，卻無疑引導讀者認為：顧頡剛的辨偽學說很可能是受到內藤湖南“加上原則”的影響的。然而，這實際上是一個誤導。
為了澄清上述誤導，說清楚以上這三個“實際上”，有必要首先弄清楚以下問題：什麼是內藤湖南的“加上原則”，它的中心內容與形成過程如何，它與“層累地造成說”的異同、形成先後如何，這兩者的思想學術淵源從何而來，彼此到底存在怎樣的聯係。可以說，“累地造成說”與“加上原則”代表了20世紀初中日兩國出現的對於中國上古史辨偽實證研究的理論形態，隻有梳理出與此相關的日中兩國近代辨偽史學發展的真實麵貌，才能比較明確可信地找到以上問題的答案。
內藤湖南的上古史辨偽
日本近代史學界對中國上古史的懷疑與發難，始於白鳥庫吉的“堯舜禹非實在論”。1909年，東京大學史學科教授白鳥庫吉博士，在《東洋時報》上發表了《中國古傳說的研究》一文，首次在日本提出了“堯舜禹非實在人物論”的論斷。作者指出：堯舜禹三王是漢民族先民根據自己的理想創造出來的人格化的傳說人物，而非曆史上的真實人物。作為這一論斷的論據，有兩個方麵：一是對《尚書》中記載堯舜禹事跡的《堯典》、《舜典》、《大禹謨》等篇的分析。白鳥認為：在這些篇章中，堯舜禹三帝的事跡截然有別，堯專管天文，“授民以時”；舜專管人事，以孝悌顯彰；禹則專管土地，致力於治水。這種頗不自然的截然區分，正好說明了堯舜禹是根據中國太古即存在的“天地人三才說”創造出來的傳說性的理想人物。即把儒教理想中的“至公至明”歸於堯，把“孝順篤敬”歸於舜，把“勤勉力行”歸於禹。二是從其他古籍中提供佐證，說明堯舜禹三帝的名字也隻是一種寄托理想的好字眼。堯，《說文》、《風俗通》上均為高遠、高明之意；舜，《風俗通》釋為“準也，循也”，與“順”同音，含有孝順之意；禹，《說文》釋為“蟲”，但與“宇”同音，“四垂為宇”，含有擁有天下之意。文章結尾處一段論述，反映了白鳥對中國古傳說研究的考辨思想。
古代中國傳說之研究，自不以此為盡。若上溯批判三皇五帝之傳說，再下降評騭夏後氏以下之傳說，互為發明，始得完成。就吾人所見，堯舜禹乃儒教傳說，三皇五帝乃《易》及老莊派之傳說，而後者以陰陽五行之說為其依據，故堯舜禹乃表現統領中國上層社會思想之儒教，三皇五帝則主要表現統領民間思想之道教崇拜。據史，三皇五帝早於堯舜禹，然傳說成立之順序絕非如此。道教在反對儒教後始整備其形態，表現道教理想之傳說發生於儒教之後，當不言自明。
這段文字，實際上包含這樣兩項觀點：一、中國古傳說之研究應上起三皇五帝，下迄夏禹以降，並應把傳說同真實曆史區分開來，再從傳說的產生、流傳上去探明該民族的上古史真相以及先民的理想。二、傳說的曆史發展的順序與傳說成立的先後順序正好相反，即傳說所反映的曆史時代越早，則正好說明產生這一傳說的時代越晚。這兩項觀點，隱含了近代古史辨偽理論的基本要素。
白鳥這篇不同凡響的文章發表後，遭到東京學界以繼承儒學傳統為己任的“漢學”派學者的反駁。林泰輔先後於1910年、1911年、1912年，發表了一係列文章，反對白鳥的“堯舜禹抹殺論”。林泰輔是極富漢學修養的學者，他在朝鮮史、中國上古史、金石甲骨文字研究等方麵都頗有造詣，是日本學者中率先利用甲骨文字研究中國上古史的人，為此曾受到羅振玉的盛讚。他雖然有較濃厚的尊孔尊儒思想，但在上述反對文章中，林氏並沒有僅偏執於儒學傳統思想，而是盡量根據先秦史籍，甚至利用金文、甲骨文，從考證的學理出發，來捍衛亮舜禹的曆史真實性。概括而言，他的反對觀點是：一、記載堯舜禹事跡的《尚書》虞、夏書諸篇，絕非周代以後之偽作，而是周代以前關於堯舜禹當時的曆史和文明的真實記錄。二、“天地人三才說”的思想，在周代時確已存在，但在周以前的《尚書》中，並無天地人並稱之記錄。因此，以“天地人三才說”思想來解釋堯舜禹的產生不免牽強。三、《堯典》中記載的“四中星”的天象觀測，根據現代科學推論，正好符合距今四千多年前的夏以前的天文現象。可見，《売典》記事是可以憑信的。林氏的論述是以取信於先秦典籍為思想前提的。他的思想方法與白鳥庫吉正好相反，根本不存在對儒教典籍的懷疑與批判。
對於林氏的駁難，白鳥又作《尚書的高等批判》一文答辯。白鳥指出：一、《尚書》虞、夏諸篇的作者運用了“天地人三才說”、易、陰陽、五行、十二宮、二十八宿等思想知識，這些思想知識隻在孔子稍前的春秋時代的中國典籍中才存在。所以，堯舜禹是周代人基於當時的思想知識創造出來的唐虞夏時代的人格化人物。二、《売典》是具有陰陽思想的占星家的作品，其所記載的天象，與今日科學推論的結果完全不相符合。三、《尚書》在堯之前就再沒有記載什麼了，《易》在堯之前加上了伏羲、神農、黃帝，這是《易》成書於《尚書》之後的明證。
回答林泰輔的駁難，實際上加深了白鳥關於以堯舜禹為中心的上古史辨偽的思考，在揭示傳說與曆史的關係及先後順序上，更向前走了一步，在史籍上由《尚書》延及到《易》，在曆史傳說上則由堯舜禹上溯至伏羲、神農、黃帝。但要縷清上古史上的傳說體係，以及講清楚傳說與曆史的關係，還不夠深入，也缺乏理論體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