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車的座位拆掉，在聖誕節時當貨運車用，替一家生產糖果的公司，運送聖誕節特製糖果，每天收費20美元。在一位同學的幫助下，兩個星期就還清了債務，從而成了這輛車的真正主人。這件事使哈默堅信：隻要策略正確，買賣合適，工作努力，一定會有收獲。1917年，立誌從醫的哈默考入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前景一片輝煌。然而，沒料到在這平靜繁榮的表麵下邊卻掩藏著一連串的災禍：永遠地改變了哈默的一生。
第一件事發生在遙遠的地方。歐洲大戰把美國卷了進去，哥哥哈裏立刻應征入伍，被派往法國馬恩前線芒特西奈營地第三醫院服務。哈裏離開得很不是時候，當時父親因生意遇到了麻煩，正需要幫忙，哥哥不在，隻有哈默來承擔了。
事情是這樣的，朱利葉斯1915年與一個叫亨利·芬格伍德的小會計合夥成立了一個名叫佳良實驗室的公司，專門從事藥品生產。在這個公司裏，朱利葉斯負責醫療藥品技術方麵的事，芬格伍德當經理。他們有約在先：任何一方如想退出公司都可分錢，數目應與買下公司願付出的款數一半相等。
過了兩年，芬格伍德得知朱利葉斯患上心髒病，一定會影響工作後，便想搞垮公司，逼朱利葉斯賣掉他的股份。於是在他的設計下，公司虧損與日俱增，已瀕臨破產邊緣。
朱利葉斯心裏十分清楚，盡管這個公司規模不大，但基礎卻十分牢固，產品銷路很好，他相信，隻要趕走芬格伍德，對公司實行妥善管理，公司一定能出現轉機，但就他目前的身體狀況來看，這副擔子實在太重，再加上他還不願意放棄醫生工作，這樣一來就更加吃重，於是他決心讓哈默當總經理。
父親來到學校，歉意地建議哈默一邊在工學院讀書，一邊承擔公司的工作，他說：“兒子，我過去就是這樣做的，你也可以這樣做。”哈默得知情況後，非但沒有不悅，反倒覺得十分興奮。
哈默說：“借此機會我既能證實一下自己的能力，又能為非常疼愛我的父母做些真正有用的事。現在我得到一個機會，我要讓人們看一看，我並不隻是一個過慣了安逸生活的少爺，而是有勇氣步入成年人的商業世界，和那些老手一比高低的有用之才。”
哈默與父親馬上籌集2萬美元，買下合夥人的股權。處理完芬格伍德的事之後，為了騰出手來處理公司的業務，對學校那一邊，他想了一個兩全其美的主意，租一幢房子借給全班最聰明但經濟拮據的同學丹尼爾·米歇爾住，由丹尼爾把白天老師講的課全部記下來，晚上再把筆記給他。
哈默白天專心地做生意，晚上利用同學的筆記繼續攻讀學位。
由於他經營有道、推銷有術、用人有方，公司很快就轉虧為盈。特別是在禁酒令實施的那些日子裏，哈默認識到公司如果經營得當，就會青雲直上。因為這個時期許多人在法律嚴格的限製內，發了瘋似地到處尋找含酒精的飲料。哈默抓住這一有利機遇，派商務代理人到生薑出產國，主要是印度、尼日利亞和斐濟，把它們所有備用的生薑都買下來。
這樣一來，公司便有效地壟斷了薑酊的生產。美國那些大藥品公司，也不得不從哈默這兒進貨。這樣做的結果帶來了驚人的收獲，訂貨幾乎超出了生產能力，產品供不應求。
哈默一下子變成了一個非常富有的青年。1919年美國人平均收入大約625美元，而當年哈默個人的淨收入則超過100萬美元。後來，由於聯邦政府修改了關於銷售薑酊的規定，他才隻好被迫停產，另找市場。
當時，製藥業的行家們普遍認為，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製藥業的蕭條將會到來，因為各國軍方政府與製藥商簽定的合約，隨著戰爭結束將會被取消。而哈默的看法正好相反，他認為戰爭結束很可能會引起消費的普遍增長，因為軍人們回來了，戰時對消費的各種限製相應地也會被取消。於是他憑著直覺，一反常規大量購買政府剩餘的庫存化學藥品和競爭對手們的存貨。
他的競爭對手——那些大製藥商全在降低生產，削價變賣存貨，認為哈默瘋了，一定會遭到慘敗。然而事實證明，哈默是正確的，隨著戰後消費的高漲，製藥業也出現了繁榮。
他的公司的訂貨量迅速增大，他以低價買進的藥品這時以盈利頗豐的高價賣出，轉手之間，發了大財。在1921年取得博士學位的時候，哈默已經有了200萬美元的資產，成了赫赫有名的學生企業家。
然而，就在他財運亨通的時候，又一事件嚴重地打擊了他。他的父親在政治上是一名共產黨員，一個社會主義者，是美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他對蘇聯的社會主義革命十分關注，並曾向被封鎖的布爾什維克政權提供過必需品。那時哈默的父親正準備親自到莫斯科去進一步擴大貿易關係，但由於一次醫療事故被陷害而入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