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廬州府特別是合肥東西鄉、舒城、廬江合肥、共轄的三河，以及安慶府桐城、太湖等皖中地區，是淮軍發祥和早期活動的中心區域。
淮軍主體的前身，是以廬州合肥東鄉李文安、李鴻章父子李氏家族、合肥西鄉三山周公山張蔭穀、張樹聲父子張氏家族；大潛山劉銘傳劉氏家族；紫蓬山周盛華、周盛傳、周盛波兄弟周氏家族以及三河潘璞、潘鼎新父子潘氏家族為首的皖中團練。皖中團練自保由來已久。鹹豐三年(1853)，李鴻章受命回籍倡辦團練時，即在原有的各支團練中集勇編練，出隊征戰，直至七年(1857)李遭妒被參，回鄉為亡父補行“守製”，各勇紛散鄉裏。張蔭穀張樹聲父子以為“練勇散處可禦小寇，不足禦大敵”，遂於周公山下殷家畈築堡，阻河環山以為險，“遠近歸者萬計”。“邑人劉銘傳、潘鼎新、周盛波、盛傳及董鳳高等均相率築堡塢峙糗糧儲械”，“百裏之內，互為聲援”，“屹立賊藪”中凡四五年。（注：《合肥張氏族譜》卷五，李鴻章《張公蔭穀墓表》；《皖誌列傳》卷七，《張樹珊傳》；《張靖達公（樹聲）奏議》卷首。）鹹豐十一年(1861)，湘軍攻下安慶。年底，時為曾國藩幕府的李鴻章奉命募淮勇東征，至同治元年(1862)初，以皖中團練淮勇為主體的淮軍組成。經過3年的發展，自同治四年(1865)北上剿撚，到同治七年(1868)西撚軍最後覆亡，淮軍成了撚軍最凶惡的敵人。
然無論淮勇還是淮軍，均同撚黨、撚軍一樣，有著深厚的宗族背景。
聚族而居的現象，在皖中尤為突出。如劉銘傳、劉盛藻家族自元末明初以來，“群聚而處於（大潛）山之前後左右，不下二千家”（注：《六修劉氏宗譜》卷十六，劉朝班《書先閣學公軼事》。）；唐定奎、唐殿奎家族始祖自江西遷來肥南，“支派繁衍，九族克敦，丁口之眾，五千有奇”（注：《五修唐氏宗譜》卷四，李宗仁《五修唐氏宗譜弁序》。）。各大家族中多有淪為小康乃至貧窮卻仍保持耕讀之風的小家庭。如劉銘傳“家貧”，卻“讀私塾”，惟“時有斷續”；唐定奎兄弟之父早死，家貧，但世守耕讀，雖務農幫工，卻通文墨；周氏家族15世、萬丁以上，周盛波兄弟則屬幾十畝地、半耕半讀的小康家庭。（注：《六修劉氏宗譜》卷八，《紳衿總記》；《唐氏家乘》卷十五，《五倫公傳》；周燾《周盛波家世與軼事》，載於《肥西淮軍人物》第109頁，黃山書社1992年版。）這樣的小家庭勢必對於宗族有強烈的縱向依賴性。《合肥風俗記》遂有：“四鄉之民，多聚族而居，故宗法極重。每族各設一祠堂，族大者多至四五處，祠內供曆代祖先牌位。每屆清明、冬至二節，族人群赴祠中祭祀。或族中有重大事件發生，亦於祠中開會決之。祠有田房等不動產，每歲有族中年高有德者管理之，其所得之利息，則存放以謀合族之公益。”“族中規例極嚴重，頗具自治之雛形”。“族中有不法而敗壞一族之名譽者，族人得召集會議，於宗祠中處分之，或罰以金錢酒席，或責以杖，重且至於絞死。”（注：《中華全國風俗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而19世紀中期皖中的政治經濟狀況，同皖北一樣更加強化了基層社會宗族鄉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更加強化了族人鄉人對宗族鄉族的縱向依賴。
清朝吏治在皖中同樣腐敗，如龔自珍謂“官益久，則氣愈ｔōｕ＠③；望愈崇，則諂愈固；地益近，則媚亦益工。”官吏“每逢聽訟，未看詞紙，先查糧冊，量你家資取得幾何。有錢曲可為直，無錢是反為非。”（注：李汝昭：《鏡山野史》，《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第3頁，神州國光社1953年版。）連曾國藩都說：“官吏害民，甚於強盜。”（注：王安定：《求闕齋弟子記》卷三，曾國藩《備陳民間疾苦疏》。）廬州府駐綠營兵廬州營屬壽春鎮，兵力比皖北更弱，共馬步兵350名，卻須負責廬州府城守汛、合肥縣汛、巢縣汛、無為縣汛、梁縣鎮汛，還要派兵分防每縣以下各十數小汛。由於差操不分、軍政不分等弊病，綠營軍紀弛廢，鬥誌渙散。合肥竟“有戍兵自江上來，鬻煙土於市”，問之，坦然作答道：“炮藥所易也”。（注：徐子苓：《敦艮吉齋文存》卷一。）至太平軍一路攻到皖中，號稱兵力最強、防備最嚴的省城安慶，“隨到隨下”，其他“所過郡縣本無所謂守，亦無所謂陷，望風奔潰，一切財物糧米全以資賊。”（注：《周爾墉日記》，載於《江浙豫皖太平天國史料選編》第378頁，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過後近一個月，沿江各州縣仍為空城，“俱無官長”，地方之事“無官料理”（注：《向榮奏稿》，載於《中國近代史料叢刊》，《太平天國》(7)第59頁，神州國光社1953年版。）。太平軍未及之地亦大亂，桐城“知縣某莫知所往，奸民蜂起，百十成群”（注：《柏堂集》次編卷六，《馬征君傳》。）；合肥知縣某竟開獄放囚，“賞給錢文，以為盤費”（注：耕石老農：《皖碧吟》，載於《太平天國史料叢刊簡輯》(6)第426、428頁，中華書局1963年版。）；謝家大戶謝四老虎“招納亡命，聯絡十餘村莊”，“建旗稱順天王，刻期攻城”（注：方江：《家園記》卷二，載於《安徽史學》，1986年1期。）。政不能料理民事，軍不足保衛平安，各宗族遂紛紛結寨自保。而各團各堡又互相攻殺爭雄，各族各姓亦互相需索搶掠，致安徽巡撫李嘉端稱皖中“遍地皆賊，遍地皆搶，蹂躪至於通省，蔓延禍及天下”（注：李嘉端：《皖撫疏稿》，載於《太平天國北伐資料選編》第172、139、167頁，齊魯書社1984年版。）。
皖中地區人口多，耕地少。據嘉慶二十四年(1819)統計，安慶府與廬州府的人口總數分別居安徽省第一位與第三位，其中安慶府桐城縣以2,216,052人、廬州府合肥縣以1,831,409人高居全省各州縣第一、二位，相當於全省州縣平均人口數3～4倍有餘，（注：據《皖省誌略》（安徽省圖書館藏，道光元年刻本）1819年安徽各縣人口數。所計人數是“常額當差人丁”與“滋生人丁”之和。）而皖中多為丘陵地帶，可耕種的土地較淮北少，加之皖中地區沿江瀕湖，從而使該地商業相對發達，市場網絡相對完備。皖中地區沿江瀕湖的地理位置和稻作經營，又使“圩”成為這一地區的特色。圩，是低窪地區防水護田的土壩。很多圩中不僅有田，也有民居、村落，中等以上的甚至有十幾、幾十個村落。廬州府巢縣沿湖百餘圩；合肥有東大圩西大圩；無為州圩居十之七八，中等以上便有450餘圩。麵對共同的經濟環境和自然環境，市場網絡、水利設施，均使各個宗族發生組織上和技術上的聯係，產生共生共存的依賴關係，形成在其中起協調和領導作用的鄉族組織。另一方麵，皖中地區土地兼並嚴重，生存競爭激烈，而幾乎每個宗族均有公產、義田、義倉，均有對貧族撫恤贍養的規定，如廬州龔氏規定對族中“無以為生者共同幫助若幹，以期不致流離失所，以重一本之情”（注：廬州《龔氏宗譜》卷首，《合邑家規》。）等，這也便更加強了貧困族人對宗族的依賴。清朝政權、軍隊的腐敗同樣給了皖中基層社會宗族勢力發展的餘地，同樣使普通族人百姓更加緊密地依靠宗族、求得宗族勢力的保護。而皖中地區經濟發展的特點，又使不少宗族組織之間存在互動共生的關係、結合成為一個個鄉族組織，使宗族勢力在此基礎上、在特定的環境中，能夠進一步擴大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