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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我們說到北魏帝國皇帝拓跋宏在鄴城接見了逃亡到北國的南朝名士王肅，在王肅的積極輔佐下，拓跋宏遷都洛陽後，其醞釀已久的全麵漢化改革工作進一步提速了。
公元494年春天剛到，拓跋宏就返回洛陽新都的施工現場，親自參與勘測劃定“夏至日祭建設分工程”地址的工作。之後，又馬不停蹄返回平城，除了跟眾多鮮卑貴族大臣們繼續解釋遷都的好處，駁斥了部分頑固份子的落後想法，又親自劃定南下遷都和留守舊都的人員名單，並坐鎮指揮遷都具體事宜。此時此刻，盡管大臣們心中不免對“遷都”頗有微詞，但表麵上反對的意見也少了下來。一次，孝文帝對陸叡說：“我們鮮卑人常說，‘北方人風俗質樸、粗獷，怎能變得知書達理、文質彬彬呢？’朕聽了之後，感到異常失望。現在好讀書、有學識的人很多，難道他們都是聖人嗎？完全在好學與不學而已。朕整頓百官，大興禮樂，全部心思在於移風易俗。朕身為天子，何必一定要去中原居住呢？還不是為了使你們的子孫後代漸漸習染當地好的風俗習慣，能多聞多見，增加見識。如果永遠在恒山以北，再遇上個不喜歡詩書禮樂的君主，那就難免會變得孤陋寡聞。”
陸叡拍馬屁似的應和道：“聖上說得對，如果匈奴人金日磾不到漢朝去做官，怎能夠子孫七代知名於世呢？”陸叡的話邏輯上就有矛盾，知名於世在於做出一番大事業，以及有人記載下來，這和去不去漢朝做官沒有必然聯係啊，盡管如此，孝文帝聽了此話心裏還是十分喜悅。不過這個拍馬屁的陸叡最後卻加入了公開反抗漢化改革的“叛亂”大軍，此乃後話。
但人分三六九等，有恭維拍馬的，就有公開表示不滿的，基於鮮卑貴族們對於漢化改革的不情願，孝文帝更加決絕的改革從自身開始了。
公元494年4月，孝文帝正式下詔書，免去了帝國西郊祭天的儀式，緊接著拓跋宏又下詔書免掉了傳統五月五日以及七月七日祭祀祖先的禮俗。在古代，祭祀這種活動必須是皇帝才能做得事情，因為皇帝是“天子”，通過祭祀這種形式上的手段，來告訴世人，皇帝和“天”是有溝通的，這也給皇帝穩坐寶位，提供了法理上的支持。孝文帝為了推行漢化改革，遷都洛陽後的第一刀居然就“砍”向了自己，作為鮮卑人立國的北魏帝國的皇帝，居然公開放棄自己的祭祀對象和祭祀傳統，以向天下人顯示自己放棄原有信仰，一力將漢化推進到底的決心。這個決心真是讓人動容。
而取消原有祭祀習俗這個做法，對於當時鮮卑貴族們的震撼無疑是巨大的，舉個例子，如果我們的******哪一天突然做出個決定，他自己準備信仰日本的“神道教”並決定參拜“靖國神社”，那麼這個消息對我們的震撼程度估計和當年孝文帝放棄祭祀鮮卑人的“祖先”的效果差不多。
不過當時的鮮卑貴族們應該還是有一定的心理準備，因為在遷都洛陽之前，孝文帝已經在各種地方顯露出自己“漢化”的苗頭了：比如我們在“太後的葬禮”章節中講述的拓跋宏堅持打破鮮卑人風俗，按周禮為馮太後服3年喪；以及早些年，拓跋宏已經身穿漢人的“袞服”上朝，等等。這些出格做法在那些宗室老王爺眼中應該是難於理解的，但又苦於肚子裏墨水不多，根本爭論不過他們這位皇帝，於是隻有一聲歎息而已。
“身先士卒”踐行改革沒遇什麼阻力之後，拓跋宏緊接著把改革的“春風”吹向了所有人。
公元494年12月2日，孝文帝拓跋宏發布詔令，禁止士大夫與民眾穿胡服。這又是一記重磅炸彈，古代胡服和漢服差異還是比較大的，總體說來，胡服比較緊湊，利於行動，但漢服比較寬大，於是顯得莊重。如果拓跋宏僅僅要求官員上朝時穿漢服，應該還不算過分，就像我們現在有些公司要求員工穿西裝上班是一個道理。但拓跋宏卻要求老百姓都要棄胡服，穿漢服，可想而知，這種強製性的習慣上的改變會給社會帶來多少不便，於是民間對於這項改革的抗拒也就十分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