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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說到公元494年，蕭齊帝國發生巨大政治變動，皇族遠親蕭鸞發動政變，連續廢殺蕭昭業和蕭昭文兩個皇帝，自己以皇帝叔祖的身份榮登大寶。這下可給北魏帝國皇帝元宏找到一個南下討伐蕭齊的最好的借口。
可是，這個南征的時機對於元宏來說卻不是那麼毫無顧忌，因為元宏剛剛在一年前親自導演了一場“遷都洛陽”的大戲，如今新都洛陽的基礎建設工程還方興未艾，皇帝元宏又馬不停蹄地開始了文化層麵的“漢化運動”，全麵進行改變鮮卑人生活習慣的“浩大工程”，一廂情願的向漢人“靠攏”（參考“遷都洛陽”）。
可以想見，此時的北魏帝國朝堂上下，必然是一片烏煙瘴氣，朝廷各級官員正處在一種“變動”的狀態中，這種變動不僅是工作、生活、習慣的變動，更加複雜和微妙的心裏變化一定會在帝國官員的心裏麵滋生，擔憂、懷疑、恐懼、憤恨、抱怨，不一而足，而這種不斷滋生的情緒，對於帝國此時對內維穩治理，對外擴張征伐都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所以當皇帝元宏緊鑼密鼓地策劃南征的同時，帝國朝堂之上有識之士，忠心為國的股肱大臣們的反對之聲也必然隨之而來，而皇帝元宏的心情在這些外部情緒影響下，也必然是左右為難，無法抉擇。
而此時一個偶然發生的事件卻打破了這一僵持局麵，公元494年冬，南齊帝國雍州刺史曹虎（州府在襄陽，今天的湖北襄樊，其實雍州應該在今天的陝西境內，但此時關中在北魏控製之下，所以南朝就在南方設置“僑州”“僑郡”，有不低頭認輸的意思，但卻給後人讀史造成巨大麻煩）遣使北魏請求投降。一切好似昨日重現，薛安都獻徐州的橋段再次呈現在北魏帝國麵前（參考“豬王的饋贈”）。
皇帝元宏聞訊大喜，立即調動國內各項資源，分派4路大軍作為先鋒部隊南下征伐，進而準備禦駕親征，率領數十萬主力作為後繼部隊，跟隨先前派出的先頭部隊南下。
可朝中重臣，尚書仆射盧淵卻認為曹虎雖然遣使投降，但並未遣送人質，所以一定沒有投降的誠心，建議元宏不要輕易行動。相州刺史高閭也上書皇帝，陳述洛陽剛剛定都，曹虎人心難測，最好不要輕舉妄動的建議。但皇帝一意孤行，並不接受。
可天不遂人願，就在前線兵馬調動頻繁，4路先鋒軍隊南下之際，曹虎的使節竟然不再出現，一切跡象表明，“曹虎投降”這個機會應該就此胎死腹中，落花流水而去了。但是帝國的戰爭機器已經開動，如果就此戛然而止，皇帝又如何能夠甘心。於是元宏召集三公、部長級官員，召開禦前會議，討論應該軍人複員，取消南征，還是應該繼續南下。
鎮軍將軍李衝說：“我們遷都時間太短，人們無不盼望稍稍安息，而曹虎那邊是何情形，我們不得而知，所以不應該輕易行動！”
元宏反駁說：“曹虎投降的真假我們確實不能確定，但就算是假的，我也可以趁機巡視安撫淮河兩岸的百姓，調查民間疾苦，使人民知道君王對他們的關注；如果是真的，我們不把握時機接應，機會一失，就永不再來，使誠心回歸的人心寒。”
任城王元澄又繼續勸諫，他不僅和李衝持同樣想法，又從軍事角度分析說：“如今冬季即將過去，春天耕田馬上開始，我們此時驅使民眾走向戰場，可不是很好的時機。如果曹虎真是投降，我們可以讓前鋒部隊前往接收，等拿下樊城，平定漢水之後，皇帝再趁勢出發，也不晚啊！如果現在就輕舉妄動，大舉出兵，一旦空手而歸，恐怕會嚴重損害皇帝威望，不是有益的決策。”
此時以司空穆亮為首的一些大臣卻支持皇帝繼續南征，紛紛發言，拓跋澄見狀生氣的說：“你們在外麵的時候，都討論說不應該南征，怎麼現在在皇帝麵前，卻說出讚成的話，當麵一套，背後一套，欺騙諂媚，南征如果把帝國帶入危險之境，都是你們的過錯！”
李衝趁機附和道：“任城王真是忠於國家啊！”
皇帝元宏卻不以為然，揶揄元澄道：“任城王認為讚成我的都是諂媚，可是，不讚成我的未必一定都是忠心！小忠是大忠之賊，莫非就是如此。”
元澄見皇帝語氣不善，卻不肯低頭，說到：“微臣我十分愚昧，雖然看起來是‘小忠’，但目的隻是為國家謀福利，不知道什麼才是‘大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