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我們說到孝文帝最後一次南征，反擊南朝太尉陳顯達的北伐之時，對於留守大後方，幫助太子元恪鎮守首都洛陽的主將做了調整。把原先的任城王元澄換成了領軍將軍於烈。這種人事上的調動和孝文帝的“托孤”又有什麼微妙的聯係呢？我們不妨介紹下元澄和於烈在“托孤”時的個人狀況。
熟悉這個連載的朋友應該有印象，在孝文帝親政初期，任城王元澄是元宏非常倚重的一個宗室王爺，元澄不僅力挺元宏的“漢化改革”，而且在國中動蕩，“****分子”裹挾前太子元恂以及一眾宗室王爺造反的時候，立場堅定的站在元宏身邊，為元宏的改革保駕護航，迅速平定了這場叛亂，可以說是一個文武雙全的王爺（參見“瞞天過海”“****的困境”等章節）。
但是任城王元澄畢竟是元宏堂叔，血統比較疏遠，隨著政壇新星---元宏的六弟彭城王元勰逐漸長大成熟，異軍突起之後，元澄在政府中的地位就有所下降。更有甚者，由於元宏“漢化改革”以及“南下征伐”的需要，皇帝對從南朝投降過來的“小諸葛”王肅十分看重和依靠（參見“我的中國心”）。於是在元宏執政後期，元澄在政府的地位連王肅都比不上。參考元宏最終的“六常委輔政”組織結構，王肅被任命為尚書令（******總理），而任城王元澄隻是個尚書右仆射（******副總理），所以元澄對於王肅的態度還很微妙，以後這個定時炸彈還會被引爆，現在我們先按下不表。
由於彭城王元勰和任城王元澄文武雙全，軍政都是一把好手，所以在皇帝元宏屢次南下征伐之時，通常都會安排元澄留守首都，而元勰跟隨自己南下作戰。不難想象，元勰和元澄在皇帝元宏病重之時，就會建立起一種更加緊密的“前後方的工作關係”。由於元勰血統的“更加純正”，以及其由於元宏的信任而“總理軍政全局”的地位，假如元勰和元澄一樣，對皇帝看重南朝降將“小諸葛”王肅都頗有微詞的話（實際上絕大多數鮮卑大臣都對王肅不滿，害了紅眼病），那麼這種情感上共同的體驗，就會很容易導致元澄拜倒在元勰的山頭下，成為元勰的同誌加戰友。
當然，元勰和元澄是否結黨在這裏隻是猜測，史書並未記載，但是在當時，盡管沒有顯著證據來說明元澄和元勰結黨，但皇帝元宏應該對於這種“可能性”也有所顧忌。一旦這種結黨成為事實，原本就大權在握的彭城王元勰如果得到留守洛陽的元澄的支持，那麼對於太子元恪的地位將是致命的威脅。
而於烈相對於元澄就安全許多，於烈是北魏帝國開國功臣於栗磾的孫子。於氏家族由於在曆史上對帝國貢獻巨大，所以“於”姓在孝文帝時期也名列“功臣八姓”之中，這個家族在帝國政治中也是一方勢力。但是於烈在我們之前的連載出鏡率並不高，雖然他有皇帝元宏禦賜的“丹書鐵券”，但根據史料記載，於烈在帝國政治格局中的位置較低，他的履曆也多是跟隨孝文帝在軍中效力。有了這樣的背景，對於在非常時期手握京城防務的這一職務來說，於烈相比較元澄來說就有了相當大的優勢：
第一、於烈不是宗室，比較那些驕橫的王爺們來說，於烈更加容易屈從於正統皇權，聽命於皇太子的調遣。
第二、於烈在日常行政中職位不高，這樣也就不會引起“野心家”的注意，從而被拉入夥，形成一團勢力。
第三、於烈軍人的履曆讓他能夠把控住軍隊，穩定首都局勢。
第四、於烈的侄女後來嫁於元恪為妻，被立為皇後，雖然這個事件發生在“托孤”之後，但有可能這是“互為因果”的關係，孝文帝生前很有可能就有讓太子元恪娶於家女子為妻的意思。而於烈身後的於氏家族的勢力能夠讓他成為太子維穩的堅定後盾。如果真是這樣，那麼於氏家族和皇太子就形成了“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局麵，而這種利益上的紐帶比任何道義上的約束都來得實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