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與李自成：思維決定成敗
按照一般的常識，勵精圖治的總是那些聖明的帝王，如唐宗宋祖，秦皇漢武，康熙乾隆；而亡國之君，不用說，那自然要麼昏庸、要麼殘暴、要麼糊塗——要麼竟然是兼具三種特色的扶不起的阿鬥式的人物。因此，將崇禎定位於勵精圖治的亡國之君，就好像說某人是個奸詐的好人，某人勤奮地偷懶，某人辛苦地享受一樣不合邏輯。但曆史本身並不一定非要依照邏輯來行走，更不一定與我們的常識相吻合。
即便是奪了大明帝國江山的滿人，在他們作為勝者來編撰的《明史》中，也給予了崇禎這位亡國之君相當高的評價：
“崇禎繼承神宗和熹宗，慨然而有所作為。在他即位之初，他精明果斷地鏟除了魏忠賢這個奸臣，天下都希望他能帶來承平。但可惜的是當時明朝大勢已去，積重難返。朝廷裏黨派紛爭，戰場上兵疲將驕。四麵戰爭不已，流寇四處蔓延，天下潰爛得不可救藥，可謂是不幸之極。然而崇禎在位十七年間，不溺於聲色犬馬之中，而是勤勉辛勞，勵精圖治，在麵對臣子時常感歎，希望能得到非常之材，但卻沒能如願，以至導致了他所用非人，使時局更加艱難。到後來他重又信任宦官，將他們派到各個重要崗位上，這一舉措非常地不合適。後來江山移人，他也自殺身死，難道不是氣數之使然嗎？”
崇禎的另一個大敵李自成，在他向全國發布的徹底摧毀明王朝的檄文中也認為“君非甚暗”。至於大明的遺民們，更是將他認定為一代聖君。
考察曆史，我們同樣會發現，崇禎在位期間，的確做到了旰食宵衣，兢兢業業，他本身的素質在明代的帝王中也屬上智之人，與他那個二十多年不上朝不與大臣見麵的祖父和他那個縱情酒色、不會治理天下，卻做得一手好木工活的哥哥相比，崇禎之“敬業”，簡直可以評為帝王中的勞模。
但是，正是這麼一位希望能夠中興帝國——並且為了這一希望而身體力行的青年才俊，他的努力，他的勤勉，他的執著和夢想，最後換來的不但不是帝國的中興，反而是帝國的覆亡，他本人也在一個寒冷的春夜裏走投無路，隻得殺妻殺子再自殺。這樣的前因與後果，委實讓人捉摸不透曆史老人究竟是何種心態。
一個人命運的悲劇其實就是他性格的悲劇。如果這一論斷沒錯的話，那麼，以崇禎的人生悲劇而言，這人生悲劇的確來源於他的性格悲劇。
崇禎名朱由檢，生於1610年正月，係太子朱常洛（即後來的明光宗）之子，崇禎五年即喪母，雖然貴為太子之子，但當時朱常洛的太子地位並不穩定，長年蒙在萬曆欲廢其而立鄭貴妃之子的陰影之中。萬曆既不喜歡崇禎的父親，當然也就更不喜歡木訥內向的崇禎。後來，他的生父雖然曆盡坎坷而位尊九五，但卻在即位的當年就因縱欲過度而病死了，皇位傳到崇禎的哥哥朱由校身上。朱由校對於酒色可謂是秉燭夜遊，夜以繼日。這個年輕的皇帝對治理天下基本沒有興趣，將它一股腦兒地交給了太監魏忠賢。在這個皇帝眼裏，連大明的江山也如此漠不關心，何況是崇禎這個同父異母的兄弟呢？因此，崇禎的整個童年和少年時代，完全沒有常人所享受到的父母之愛，兄弟之情，反倒是目睹和親曆了紅丸案和移宮案等駭人聽聞的政治陰謀。
崇禎少年時所經曆的這些政治陰謀和他長年的與世隔絕而又親情寡淡的深宮生活無疑是一條條噬心的小蛇，它們撕咬著崇禎，並使崇禎在這種命運的無常與超乎尋常的冷漠中，漸漸養成了他一生中典型的人格分裂式的雙重性格：
一方麵，他身為位尊爵重的親王，自可以呼奴喚仆，形成了他性格中嚴急而刻薄，既對手下人薄情寡義而又自以為是的一麵；
另一方麵，從小的孤獨寂寞和難於主宰自己命運的無奈處境又讓他敏感、多疑，從而因內心深處的過分軟弱和自戀造成極度的自尊，一意孤行而完全聽不進別人的意見。
後來，他在重大關頭常常首鼠兩端，既怨天尤人又懷疑自我，最後則是毫無主見地把一切交給命運安排。
崇禎和他的祖父萬曆一樣，生性吝嗇，他小時候用仿影的方式練字，如果紙張較大而範本的字較小的話，他一定會先將紙的一邊對齊範本，寫完後再把剩下的地方都寫滿，以免浪費。盡管身為帝王，他無法隨意出入於民間，但為了節約起見，他卻常派人到宮外去從民間采買物品，然後仔細地詢問價格。
崇禎這種近乎於守財奴式的節儉，對於他的中興帝國之夢，也是致命的一擊。或者說，這種節儉有如一劑慢性毒藥，日複一日、年複一年地浸入了崇禎和整個大明帝國的血脈中，並最終引發了一場災難性和毀滅性的不治之症。
1645年，即順至二年二月十二日，這時的“流賊”李自成已在西安建立了農民政權，他的百萬大軍懷著必得天下之誌從西安出發，此後又從軍事要地宣府、大同進逼北京，並相繼攻陷了平陽和太原，大明帝國的心髒北京城已指日可下，大明的局勢可以說已到了火燒眉毛的窘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