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維新派，在中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維新變法運動。他們的活動得到光緒帝的支持，但他是一個沒有實權的皇帝，慈禧太後控製著朝政。光緒帝想借助變法來擴大自己的權力，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打擊慈禧太後勢力。作為慈禧太後，她當然感覺出自己權力受到威脅，所以對維新變法橫加幹涉。於是，這場變法運動實際上又變成了光緒帝與慈禧太後的權力之爭。在這場爭鬥中，光緒帝感到自己的處境非常危險，因為用人權和兵權均掌握在慈禧的手中。為此，光緒帝憂心衝忡，有一次他寫信給維新派人士楊銳：“我的皇位可能保不住。你們要想辦法搭救。”維新派為此都很著急。
正在這時，榮祿手下的新建陸軍首領袁世凱來到北京。袁世凱在康有為、梁啟超宣傳維新變法的活動中，明確表態支持維新變法活動。所以康有為曾經向光緒帝推薦過袁世凱，說他是個了解洋務又主張變法的新派軍人，如果能把他拉過來，榮祿——慈禧太後的主要助手的力量就小多了。光緒帝認為變法要成功，一定要有軍人的支持，於是在北京召見了袁世凱，封給他侍郎的官銜，旨在拉攏袁世凱，為自己效力。
當時康有為等人也認為，要使變法成功，要解救皇帝，隻有殺掉榮祿。而能夠完成此事的人隻有袁世凱。所以譚嗣同深夜密訪袁世凱。
譚嗣同說：“現在榮祿他們想廢掉皇帝，你應該發動兵變，殺掉榮祿，再包圍頤和園。事成之後，皇上掌握大權，清除那些老朽守舊的臣子，那時你就是一等功臣。”袁世凱慷慨激昂地說：“隻要皇上下命令，我一定拚命去幹。”譚嗣同又說：“別人還好對付。榮祿不是等閑之輩，殺他恐怕不容易。”袁世凱瞪著大眼睛說：“這有什麼難的？殺榮綠就像殺一條狗一樣。”譚嗣同著急地說：“那我們現在就決定如何行動，我馬上向皇上報告。”袁世凱想了想說：“那太倉促了，我指揮的軍隊的槍彈火藥都在榮祿手裏，有不少軍官也是他的人。我得先回天津，更換軍官，準備槍彈，才能行事。”譚嗣同沒有辦法，隻好同意。
袁世凱是個心計多端而善於見風使舵的人，康有為和譚嗣同都沒有看透他。袁世凱雖然表示忠於光緒皇帝，但是他心裏明白掌握實權的還是太後和她的心腹，於是早和慈禧的心腹們勾搭上了。如今他更加相信這次爭鬥還是慈禧占了上風。所以，他決定先穩住譚嗣同，再向榮祿告密。
不久，袁世凱便回天津，把譚嗣同夜訪的情況一字不漏地告訴榮祿。榮祿嚇得當天就到北京頤和園麵見慈禧，報告光緒帝如何要搶先下手的事。
第二天天剛亮，慈禧怒衝衝地進了皇官，把光緒帝帶到瀛台幽禁起來，接著下令廢除變法法令，又命令逮捕維新變法人士和官員，譚嗣同、林旭、劉光第、楊銳、康廣仁、楊深秀在北京菜市口被殺，變法宣告失敗。
變臉的小人不可使用，但不可不知。他們慣會當麵一套，背後一套；過河拆橋，不擇手段。他們在你春風得意時，即使不久前還是“狗眼看人低”，現在依然會趨炎附勢，笑容堆麵；而當你遭受挫折，風光盡失後，則會避而遠之，滿臉不屑的神氣，甚至會落井下石。袁世凱這類奸雄式小人，為邀功請賞，飛黃騰達，更不惜讓人掉腦袋，便是此類典型。
（二）鬆弛有張
1.喜非因得，憂非因失
得不足為喜，失不足為憂，這便是曾國藩對事物的態度。
曾國藩精通曆史，善於總結成敗經驗。唐太宗有三麵鏡子，其中之一是：“以史為鑒，可以知興衰。”中國有效法古人的傳統。尤其是遇到大是大非以及難以決斷的疑難事時，往往從古人那裏尋找答案。《資治通鑒》的編纂也是讓宋代皇帝吸取曆史經驗，做到“善可為法，惡可為戒”。但是，並不是所有的曆史經驗都是靠得住的，如果一味法古，拘泥於過去的做法，那也是很危險的事。曾國藩在審視以往的曆史時，尤其是重大曆史關頭時，認為往往成功與失敗並存，不存在一定成功或一定失敗的必然性。因此他提出處大事，決不疑、不可拘泥於往事之成敗的重要論斷。他舉了三個典型的事例：
第一件事是漢景帝時諸侯王勢力極大，大臣晁錯建議“削藩”，即削弱地方藩國的權力。景帝采納了這一建議，但很快激起吳、楚等七個諸侯王國的叛亂，他們以誅晁錯為名起兵造反。景帝派太尉周亞夫平叛。這時，當過吳王丞相的袁盎向景帝建議說：隻要殺了晁錯，叛軍就會罷兵。景帝因事出倉猝，就采納了這一建議，晁錯因此被殺。但叛軍並沒有罷兵，而是繼續進攻，景帝知道自己上當，連忙加強軍事部署，最終將叛亂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