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濟寧漕運
京杭大運河始建於元，完善於明。到清代，仍然是南北交通最重要的幹線。它北起全國政治中心大都(今北京市)，南到太湖流域的杭州。太湖流域是元、明、清三代全國經濟、文化最發達的地區。這條運河將全國政治中
全長1794公裏的京杭大運河，具有十分豐厚的文化內涵。
清代漕運圖
心和經濟文化最發達的地區結合在一起，溝通了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係，對促進南北經濟文化的繁榮，加強國家的統一，都有巨大的作用。
自從運河開通以後，曆朝都設有專門的運河管理機構。清代治河的最高長官為河道總督，全國共設三處。北河、南河、東河各一人，分管各地區重要河道的疏浚、堤防事務。河東河道總督就設在山東濟寧州。北河由直隸總督（駐天津）兼管，南河由駐江蘇淮安的漕運總督監管。隻有駐濟寧州的河東河道總督為專任。河東河道總督官價為正二品，比巡撫（從二品）還高，同時兼兵部侍郎、右都禦史銜。因此，曆任駐濟寧的河道總督都是清代最高的地方官員。河東河道總督和各省總督、巡撫以及漕運總督一樣，有直接管轄的軍隊，名為“標兵”，用以掌管河工調動、督護及守汛、防洪搶險之事。有本標中、右、左三營及濟寧城守營與駐守運河、黃河、淮河、豫河駐軍，共為8個營3000多人。河總機構相當龐大，內設72個衙門，又直轄濟寧、南旺、泉林、魯橋等若幹個都水分司，僅濟寧一個都水分司就配有纖夫、淺夫（挖河泥者）等五六千人。我國著名的治水專家及知名軍事專家如潘季訓、李如圭、林則徐等，都先後在這裏任職。
京杭大運河
山東運河，同整個京杭大運河一樣，從開通的那一天起，就主要承擔官府繁忙的漕運任務。所謂漕運，就是曆代政府為保證京都的食米，通過運河而實行的一種
南糧北調製度。我國自元朝開始，國都設在北京，北方的經濟基礎曆代都比較薄弱，京都所需的糧餉全靠江淮一帶資給。據元史記載，元朝初年，京城每年所需江淮的糧米約100萬石。當時水運北調京城的“皇糧”，僅由濟寧一個碼頭轉運的就有30萬石，約占三分之一。明代運河歲運漕糧400多萬石。清朝每年漕運總數也是400多萬石。要使這幾百萬石糧米通過木船，行程數千裏毫無損失地運到北京，在當時的條件下，並非易事。為此，曆代都設有專門的機構來管理漕運。雍正四年（1726年）時，各省專門用於漕運的船隻總數多達7120隻，道光九年（1829年）降至6326隻。漕船有運丁，運丁是軍籍中比較殷實的軍人，另外雇募有身家並熟練掌駕船隻的水手9人，10人一船。10船護保，一船生事，10船連坐。就這樣，大批漕運船隻沿著運河分幫北上。整個山東運河段，整天是桅杆林立，船帆蔽日，號聲震天，日夜不斷，一派繁忙的景象。
據《濟寧直隸州誌》記載：古時濟寧，自通會河開，漕運大船每年都有千艘由南經濟寧北駛。清朝乾隆年間，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濟寧就成立“東魯大郡”、“南船北馬，百貨萃聚”的“水路交彙之區”。運河中段的交通樞紐，水、旱大碼頭成了“兵民雜處，商賈錯居，署衙林立”的魯西南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和軍事重鎮。因此，濟寧就由府所轄的“濟寧州”升為省所轄的直隸州。之後，這裏更是百物聚處，客商往來，南北通衢，不分晝夜，江、淮、吳、楚之貨畢集。當時江浙一帶的大商人，多帶著貨物雲集於此，然後疏散到魯西南、河北、河南等地，之後再將北五湖、南四湖一帶的土特產品販運到江南去。當時的濟寧，成了各方商人聚集之地，也是商業和手工業發達，市場繁榮的貿易中心。白天市場上貿易者車水馬龍，夜晚更是燈火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