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意興旺的同時，侯培餘在舊堡東門路北和新堡又修建了三處宅院，個個巍峨華麗，前庭後院，過廳書房，富麗堂皇。新堡新院過廳有一副對聯：“讀書好經商亦好學好便好，創業難守成亦難知難不難”。這副對聯形象地道出了培餘讀書治家理財的才能，也反映了山西人在兩“好”之間的取舍標準。於是，一批又一批三晉才俊之士毅然決然地棄儒就商，走出了一條新型的人生之路。無論是已入國子監就讀的監生，還是已在府、州、縣學考取的庠生或諸生，皆義無反顧地棄文經商了。那些尚未入學的孩子，也把經商視為成才之路，而非讀書做官這一條途徑。
山西榆次富商常氏，世世代代把家族中最優秀的子弟投入商海。常氏家族棄儒經商、棄官經商的子弟很多。如十三世常維豐，幼年從師就讀，詞章粹美，識者器重。長大後放棄科舉，赴張家口經商。常維豐極具才能，辦事幹練，尤精用人、通變之道，凡事一經裁酌，立即決斷，為同仁所不及。
常氏十四世常旭春，是清末舉人，曾任晚清法部員外，書法藝術名冠三晉，詩詞也做得很好，時人稱他是“書宗李北海，詩步王漁洋”。但他最熱衷的還是經營商業。常氏一改“學而優則仕”為“學而優則商”，能數代集中優秀人才銳意經營商業，從而形成了一個具有相當文化的商人群體。由於他們把儒家教育的誠信、仁義、忠恕精神引入商界，從而有了常氏商業之繁盛。
可見，把商業作為一項終身的崇高的事業來對待，正是晉商經商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在長達500餘年商業活動中，究竟有多少山西人涉身商場，今天已無法確切地統計，但在明清時期山西因商而富甲一方則是有史料依據的。著名思想家龔自珍就曾以“海內最富”四字來指稱山西，鹹豐初年山西晉中地區家產逾百萬者多達數十家，時人估算其額過億兩，比清政府的國庫庫存量還多。
商學互補，重商不輕學
白手起家，富如王侯，需要有雄才大略；審時度勢，把握市場，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裏之外，需要有超群的智慧；從南國海濱到塞外朔方，萬裏逐利而動，經營誠信有篤，需要有非凡的才幹才行。此外還要能夠讀寫精算，了解各地的地理及人文風習，具備強烈的市場意識和信息資源，能對時局及時進行準確的預測，擅長有效的公關交際……做到這些，商人必須是人中之強者、智者。這些經商素質，僅有勤勞和儉樸是遠遠不夠的，還要有厚重的知識底蘊來支撐。
山西榆次常家“世兼儒賈為業”，重商不輕學，重學為經商，恪守“吾家世資商業為生計”的祖訓，走出了一條商學互補的路子，不斷為其商號培養出了德才兼備的子孫。繼承祖業，或棄官，或棄文，皆以商為本，200多年竟長盛不衰。常氏尊師重教，為子弟提供了優越的學習條件，其目的不是“學而優則仕”，而是為常氏經商活動培養人才。九世常萬已、常萬達兄弟在就學時，學習成績優良，但學成立後未去參加科考，而是隨父親常威到張家口經商。由於常氏兄弟有文化，經商多謀略，後來常萬已創立“十大德”，人稱“南常”；常萬達創立“十大玉”商號，人稱“北常”，一南一北成為晉商中一支勁旅。他倆的堂兄弟常萬育，讀書時“用力甚勤，人皆許其能遠，母獨命學陶朱術”，他經商20年，很有成就。
即使已取得功名的常氏子弟，仍以經商為榮。十二世常麒麟，已選拔貢，需赴京入國子監，但他棄儒為商。其子常繼豐，少年就學時，詞章粹美，但他考入國子監，後又實授“遊擊”之職，仍然棄官經商。常氏子弟恪守“吾家世資商業為生計”的祖訓，堅持以學保商，對商業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
常氏十二世常立教學貫經史，有經世之誌，參與著名的公車上書，一腔報國熱情不減；常運衡雖為袁世凱管過錢袋子，卻不醉心於此；常立訓曾被推為晉商領袖，他“蓋不以一時之致富為可矜”，麵對“千古未有之變局”，他接受了學以致用的新思想，走上了實業救國的新路子，久為晉商之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