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隱蔽的吸金黑洞
自從格林斯潘擔任美聯儲主席以來，每逢金融市場出現動蕩，他必出手幹預。從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到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乃至1998年大型對衝基金長期資本公司破產，以及2001年“9?11”事件導致的金融係統混亂，美聯儲均通過公開市場操作，貼現率的調整或者減息，向市場注入流動性，市場因此形成“格林斯潘賣出期權”，意思是碰上價格下跌不必驚慌，等格林斯潘放水，市場反彈後再賣不遲。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之前，格氏期權一直看漲。
因為次貸危機，格氏飽受非議，在美國國會詢證會上麵對永遠正確的議員們，格氏不得不承認自己部分錯了，一些人因此嚷嚷要“清算格林斯潘”。清算什麼？清算他造成的流動性過剩。但老爺子卻認為，向市場注入流動性是正確的，之所以網絡股泡沫破滅後美聯儲長期維持低利率，根本原因是全球儲蓄資金太充裕且都很留戀美國。
將流動性過剩的責任推到老爺子頭上的企圖遇到了頑強抵抗，以致老爺子在詢證會上都改變了一貫說話模棱兩可的風格。但不管格氏怎麼否認，近十幾年來全世界依然充滿了泛濫的流動性，導致全球性的房地產、股票、有色金屬、石油等資產價格的節節攀升。
事實上，要清算格林斯潘，目前看起來不現實，因為繼任者是宣稱為了挽救經濟可以直接從直升機上撒錢的“直升機”本?伯南克。從2009年開始，美聯儲先後實施了兩輪總規模超過2萬億美元的量化寬鬆政策。
在伯南克看來，中國得為全世界流動性過剩負責，他認為中國和其他新興市場通過人為壓低本幣彙率，使世界性貿易失衡得不到調整，這對自身和整個世界經濟來說都構成了“重大不利”，因此美國需要推行量化寬鬆貨幣政策。伯氏的話被我們解讀為“印鈔不是我的錯，都是中國惹的禍”伯南克：印鈔不是我的錯 都是中國惹的禍鳳凰財經，2010年11月19日。之所以會如此解讀，不是我們敏感，而是伯南克意在所指。
大經濟體的貨幣一般實行的都是浮動彙率，彙率高低由市場決定，很少有緊盯住美元不放的，實行盯住彙率的一般也就是中國香港地區這樣的小經濟體，或者是欠發達國家。2005年7月之前，人民幣實行的是單一盯住美元彙率製度，之後參考了“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但美元在我們的“菜籃子”裏就是豬肉，占據主導地位，也就是說人民幣彙率很大程度上依然盯住的是美元。
這就弄得美元有些不舒服，中國已經是全球排名前三的經濟體了，人民幣還不自由浮動，成天抓賊似的盯住美國，而美國在次貸危機中，迫切需要通過美元貶值來提高出口降低進口，盡快走出經濟衰退的困境。此時，在我們看來，如果像中國這樣嚴重依賴國際進出口的國家主動提高彙率，無異於主動承擔經濟衰退的後果，如果盯住美元，那就可能搭上美國貨幣貶值的“便車”。
美國不斷敦促中國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言下之意就是要中國盡快上調人民幣彙率，分擔點美國金融危機的損失，這樣的“好事”，中國自然是不好滿口答應的，但中美之間又不能翻臉，不然“恐怖的平衡”失衡後就真恐怖了。中國被逼急了，隻好對美國說，先別嚷嚷，也別把中國列為“彙率操縱國家”，人民幣升值得講究技巧，中國名義上對美元依然保持緩慢升值，但暗地裏在國內多弄點通脹出來隱蔽性地搞搞，雙管齊下加快人民幣升值步伐。東方的智慧，西方自然是信服的。隻是如此一來，中國國內流動性更是泛濫成災。
中國有理由覺得冤枉，美元又不是中國發行的，人民幣還不是國際流通貨幣，世界性流動泛濫當然不應該是中國的責任。美國人強詞奪理了。美國人曾對亞洲說“美元是我們的，但問題是你們的”，現在搞得連責任也是我們的了。
中國作為全球近幾十年來最成功的轉型經濟體，在世界泡沫潮流中雖“起了個大晚，卻趕了個早集”，在別國去泡沫化的過程中，依然不斷地吹大著泡沫。在這場因為理性而合成為“非理性繁榮”謬誤的泡沫盛宴中，我們中的絕大多數已經或正在享受饕餮大餐了，還有少部分正在星夜趕往盛宴途中，而肥胖溜圓的大廚們則係著圍裙忙不迭地在門口拱手招呼。
“看空”中雄起
由於意識形態、經濟體製、文化上的差異，中國經濟幾乎是在外界的質疑聲中雄起的。在我們看來，老外的心中有“無形的辮子”，他們總以為自己掌握了人類經濟發展的唯一正確途徑，中國GDP的持續快速增長充滿了悖論。
早在“文化大革命”結束時，就有很多善良的西方學者以為中國經濟行將崩潰。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經濟走上了高速發展的道路，但政治體製卻沒有什麼大的變化，經濟發展與政治體製出現了脫節，西方人開始看不懂了，不斷發出鼓噪。
亞洲金融危機前後，西方一些主流媒體和學者對中國GDP數字不斷提出質疑，認為中國高投入、低產出為特征的經濟增長模式和建立在廉價勞動力及巨大的能源消耗基礎上的發展模式正在逐漸步入死胡同，中國終將成為亞洲金融危機中的“最後一張多米諾骨牌”。
曾經大膽預言了亞洲金融危機的克魯格曼公開宣稱，看中國的經濟增長數據就像看一部科幻小說，中國經濟數據是一堆不可置信的符號體係。
美國匹茲堡大學教授羅斯基(Thomas G.Rawski)先後發表了兩篇文章——《中國的GDP統計出了什麼問題？》以及《中國的GDP統計：該被警告？》——對中國經濟增長表示高度質疑。在他看來，中國1997—1998年GDP增長22%是一個遠比78%的官方數字更為合理的推算。而且，22%是一個上限。實際的數字可能更低，甚至有可能為負數。
2002年3月，麻省理工學院教授、中國問題專家瑟羅(Lester Thurow)通過統計數據的比較分析，認為中國官方的增長數據與事實明顯不符，中國GDP數字出現了嚴重誤差，過去5年中國經濟實際上陷於呆滯狀態。美國《時代周刊》因此刊登了《中國為什麼造假賬？》的文章，稱中國“已被虛浮的數字淹沒”，“中國作為經濟大國的名聲是建立在純屬虛假的基礎上的”。
西方一些主流媒體，如美國《新聞周刊》《商業周刊》，英國《金融時報》《經濟學家》，法國《費加羅報》，新加坡《海峽時報》等也不斷刊載關於中國經濟的負麵報道，有的甚至將中國經濟比作“一座建立在沙灘上的大廈”。一些政治人物也伺機加入了這個合唱，2002年1月，印度外交部長辛格對《今日印度》雜誌說，中國“捏造”經濟增長數字，並一絲不苟地指出，中國2001年的國民經濟增長率“多捏造了兩個百分點”。
然而，質疑的結果卻是中國經濟總量從2001年開始進入了高增長、低通脹的黃金時代。2002—2008年，我國年均GDP增長幅度達到1044%鄒東濤主編新中國經濟發展60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4，而同期CPI基本都保持在4%以下，有的年份甚至還是負數。
2002—2008年我國GDP與CPI走勢，如圖2-4所示。
圖2-42002—2008年我國GDP與CPI走勢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人民銀行、國家統計局網站上的相關資料整理而得。
從2001年開始，中國經濟先後超越意大利、法國、英國、德國和日本，成為全球老二。我國的嚴肅研究者一般以為，加入WTO是中國改革的轉折點，激發了中國不斷的製度改進和創新，好的製度推動了中國經濟持續的發展。但中國加入WTO在西方也曾被當做崩潰的開始，2001年7月，美國華裔律師章家敦在美國出版《中國即將崩潰》一書，章律師預言，中國加入WTO後不出5年，強製性的經濟和政治製度改變將使中國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前後雪崩。看來，章律師失算了。
美國次貸危機之後，老外們又開始了新一輪對中國經濟的質疑。隻是這次中國因為金融危機爆發後快速推出了龐大的救市計劃，4萬億元投資、10萬億元新增信貸，成為全球經濟為數不多的亮點，2009年對世界經濟的拉動作用超過50%。老外們在苦海中嚐到不少甜頭，因此更盼望中國這次可以挽救資本主義，說話自然也就客氣了一些，至少在表麵上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奇跡的信仰者。
而中國自認為已不再是吳下阿蒙，對於外界的質疑“打法硬朗起來”，也打消了很多潛在的嘩眾取寵的想法。2009年5月，國際能源署(IEA)認為中國官方公布的一季度GDP增長數據過於樂觀，對中國經濟數據的可信度提出了質疑，這下，國家統計局說“不”了，認為國際能源署“原文觀點缺乏論據”，並客氣地指出這樣的做法不合乎一個國際組織的身份，“是缺乏嚴肅性的”。姚偉國家統計局與國際質疑再過招\[N\]東方早報，2009年5月26日
官方的頑強回應，其實並未打消一些人的質疑，隻是大家變得謹慎而虛偽起來，對於不同意的事情，開始“打哈哈”了。
但很遺憾，中國的一些統計數據似乎從來都沒得到真正的信任。老外懷疑，國人懷疑。而在統計局看來，老外和國人都不懂統計局的專門科學。與質疑中國同時存在的是“中國威脅論”，自1992年起，關於成長中的中國有可能對亞洲乃至整個世界構成威脅的“中國威脅論”，在國際上迅速蔓延開來，並在相當程度上影響到西方國家以及部分周邊國家對中國的態度。
其實，我們不應該在乎別人怎樣說，而應該觀察別人怎麼做。有的人當著你的麵毫不留情地指出你的缺點，其實是希望你好起來；有的人在你麵前好話說盡，而眼睛卻瞄著你的口袋，無外乎哄你高興時可以順點東西走，或者摟一下你的小蠻腰，揩點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