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國富民強”的玄機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國內的一些宣傳機構就開始嚷嚷“國富民強”，弄得國外的觀察家們都有些緊張，猜測中國是不是要結束“韜光養晦”，不然大張旗鼓宣傳“民強”幹什麼，是要顯示肌肉、掄起胳臂幹仗嗎？沒辦法，我們隻好出來解釋，中國追求的是“和平崛起”，最多也就是從以前的“群居遊處，未嚐有言”變為“群居遊處，我要發言”。
什麼意思呢？也就是說，以前和大家在一起，我是不大說話的，在聯合國裏也經常投棄權票，現在不了，我要說話，有時不高興了還要說“不”1996年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出版《中國可以說不》，2009年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升級版《中國不高興》，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種情緒。，你們呢，也得耐心聽聽。這樣一解釋，老外們那邊就算是蒙過去了。
蒙過老外容易，但國內一段時間就對“國富民強”著了迷，甚囂塵上地宣揚國家富裕了人民就會變強。筆者不得不承認，自己在這一點上很笨，很長時間未能想通這兩者之間的必然聯係。如果是說國家富裕了人民有肉吃身體就會變強變壯，這我們倒部分同意——當然也可能變虛變胖，但“吃肉長肉”這麼一個膚淺的生物常識問題，如此大張旗鼓地宣傳，在當時的我們看來沒必要。
但後來的事實證明，宣傳“吃肉長肉”有著深刻的背景和長遠的考慮，是很高明的一招棋——國家要富裕你能不讓？如果你膽敢跳出來公然反對，那就脫不了賣國賊嫌疑，最起碼也已經自證不再愛這個國家了。一個不愛國、有賣國嫌疑的人是沒有話語權的。“國富民強”的提法為後來的“國進民退”，為每年國家財政收入增長比例遠超居民收入增長水平和GDP增長速度打下了不錯的理論基礎。
隻是，恕筆者直言，這個理論有點蹩腳。雖然有學者考證出“國富民強”典自東漢趙曄所著《吳越春秋?勾踐歸國外傳》中“民富國強，眾安道泰”，想以此證明“國富民強”這個概念源自祖宗，是古董，但我們要說，這是怪物，連贗品都談不上。
國富與民強
不可否認，中國已變得富裕了，並正在變得越來越富，不僅GDP大幅增長，財政收入更是連續超常規增加。從1991年到2010年，中國財政收入從2937億元增加到83080億元，增長了27倍；但同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卻僅從1510元增長到19109元，增長了11倍；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686元增長到5919元，增長不到8倍。
從1996年開始，我國居民收入增長明顯落後於財政收入增長，多數時候也落後於GDP增速，居民並未從經濟增長中得到相應的實惠。特別是進入21世紀後，在國富民強的嚷嚷聲中，經濟金融政策進一步向國有企業大幅傾斜，向投資傾斜，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呈現出快速下降的趨勢。收入下降，消費自然無力支撐。在過去的30多年裏，消費在GDP中的比例逐漸下降，尤其自2000年開始，下降的趨勢非常明顯。如圖3-4所示。
圖3-41978—2009年我國消費占GDP比例的變化
資料來源：根據國家統計局網站資料整理。
在消費中，政府消費又逐漸擠占居民消費。從1989年開始，政府消費在總消費中的比例逐漸上升，從20%左右快速上升到2007年的近28%，此後一直在30%左右盤旋。此漲彼消，居民消費隻好被委屈了，從1996年的接近46%下降到2008年的35%左右。如圖3-5和圖3-6所示。
圖3-51978—2009年政府消費占總消費的比例變化
圖3-61978—2009年我國居民消費占GDP的比例變化
資料來源：根據國家統計局網站資料整理。
根據香港科技大學丁學良教授的研究，中國家庭私人消費始終低於世界平均水平，而政府從國內生產總值中取走的那一塊始終大於世界平均水平。從相對比例來講，中國的“國富”即使在世界的強勢政權格局裏（原社會主義國家）也屬於最強勢的一檔，而“民窮”即使在強勢政權格局裏也屬於最弱的一檔。
從“國富”這部電梯裏走出來的不是“民強”這個美人，而是居民相對貧窮這個蔫皮皺臉的老太太。這不奇怪，怪隻怪那個進城的農民兄弟見識太少，他其實不知道，“電梯”裏也會走出“貪官”和款爺，隻是這些人都從“貴賓通道”跑了。
分配功能的異化
現代財政政策的核心本應是政府通過稅收以及用於消費和投資的公共開支促進公共福利。很不幸的是，我國財政分配一度演變成“威權主義”下的資源逆市場化權力配置。在這種局麵下，財政政策就變得有些羞答答，說的話就像格林斯潘說的，是“神話”，得去猜。
當說要緊縮時，其實很可能是實施中性政策；當說要寬鬆時，那指不定又要加稅；當說要采取中性政策時，這你也別信，那極可能就是左右搖擺。目的就一個，把人搞暈，以便於稅收的快速增加，為財政投資和行政支出的膨脹打下基礎，至於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問題由“發展”自己去解決。
稅收多了，國家富裕，我們自己倒沒什麼，隻是外國人先“痛苦”起來了。美國《福布斯》雜誌發布的全球稅負痛苦指數排行榜,中國近幾年連續居於世界前五名，2009年、2010年連續蟬聯全球第二，僅次於排名第一的法國。而享受的福利僅占稅收的8%。對於美國人的“痛苦”，有關部門是不以為然的，並宣稱目前中國政府的稅收收入無法滿足公共支出需求，還有必要提高宏觀稅負。趙鵬國稅總局駁斥稅負痛苦指數排名\[N\]京華時報，2010年10月3日
之所以不以為然，是因為沒有“痛苦”，有的是錢。
1978—2009年政府消費支出的情況，如圖3-7所示。
圖3-71978—2009年政府消費支出的變化
資料來源：根據國家統計局網站資料整理。
我國財政開支中，行政管理費用從1978年的471%一路猛增到2006年的187%，增長幅度遠超同期GDP漲幅。而世界上其他國家的行政管理費用占財政支出的比例多在5%左右，如日本隻有不到3%，英國4%，韓國5%，印度6%左右，最高的美國也不到10%。相比之下，他們是落伍了。
1978—2006年我國行政管理占預算內財政支出的比例變化情況，如圖3-8所示。
圖3-81978—2006年我國行政管理占預算內財政支出的比例變化
資料來源：國家財政年鑒2007。
行政開支上升，我們理解。房地產開發商要拆我們的房子、要征用我們的土地，我們一時又領悟不了地方發展經濟的苦心，不樂意配合。還有一些事兒，比如“奶粉裏加三聚氰胺”2008年9月，河北三鹿奶粉加三聚氰胺的事件被曝光，中國乳業經曆了一次嚴重的信任危機。、土地重金屬超標等，我們偶爾也會生氣，可能因此還會去上級領導那裏坐坐，成為“不穩定因素”，而“穩定是壓倒一切的”，這就給地方政府添了麻煩，政府得增加人手來“穩住”我們，有時還得給我們提供免費吃住，“維穩”費用因此提高。此外，為了“養廉”，政府工作人員的工資、福利這些也都該上去，再加上吃財政飯的多了，不增加開支也實在不行。
有好事者為此做了一些考據工作，發現我們現在“官民比”達到1∶26，比西漢時高出306倍，比清末高出35倍，比改革初期1∶67的比例也冒出不少。我國官民比攀升之快史無前例\[N\]新快報，2005年3月6日對於這一點，很多人覺得是一種效率缺失，但我想是否可以從另一方麵理解呢？
古人雲“學而優則仕”，做官吃皇糧那是需要知識的，古代生產力水平低，教育未普及，“學”者少，“優”者更少，出“仕”者自然尤其少。改革開放後，教育大發展，消滅文盲不說，單是2009年科取的“舉人”、“進士”典出鄙人某老師。記得當年考上某校碩士研究生，麵試後，某老師就對我說：“恭喜你中舉了。”我考上碩士算是“中舉”的話，那博士應該就是點了“進士”，至於博士後，當然就是“翰林老爺”了。數量就分別為449042人和61911人數字來源於國家統計局相關信息。，而明清兩朝534年時間，才錄取進士51744人，其中明代24898人，清代26846人。
也就是說，兩朝500多年科取的“進士”比我們現在一年還少1萬多。古代是進士可以吃皇糧的，我們現在吃皇糧的多點也算正常。但，如果讀書唯一的結果就是增加行政開支，這樣的書其實不讀也罷。
以上說了這麼多行政開支，也嚐試進行了解釋，但好像都是表象，缺點經濟學的高雅理論。沒有理論的東西是蒼白的。上帝看我們人類，表麵上大家都是行屍走肉，但有些人在“行”或“走”時其實在思考為何要“行”，為何要“走”，怎麼“行”，怎麼“走”，如果不“行”不“走”會怎麼樣等問題。看見這些人在思考，上帝就會發出笑聲以示嘉獎，而對於那些什麼都不考慮隻管匆匆“行”和“走”的人，上帝是棄擲不管的。行政開支大增，我們需要理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