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一個人養了一群猴，常宰猴待客。當客人光臨時，他會穿上白大褂領著客人挑選猴子。籠子裏的猴子們非常緊張，拚命地往後躲。當客人選中一隻猴子時，其他的猴子就使勁把它往外推。被推出去的猴子，知道自己死到臨頭，一動不動地任人宰割。其餘的猴子在一旁幸災樂禍地看著這隻猴子被殺掉。不斷重複上演，最終，猴子全部被宰殺了。
看了這一小段故事，我們會不會有這樣的設想：假如這群猴子群起而攻之，並不是沒有機會逃掉。但是，每隻猴子並不知道其他的猴子是否會和它一起反抗。它們在反抗與躲閃的策略選擇中，都選擇了躲閃，抓到誰算誰倒黴，都寧願苟且偷生，陷入“囚徒困境”。猴子們都成了“看客”，殊不知，今日的“看客”，可能就是明日的被宰者。猴子如此，人又如何呢？！在美國波士頓樹立的“二戰”猶太人蒙難紀念碑上，德國神父馬丁留下了一段發人深省的銘文，其表達的要旨，恰似上麵的“待宰猴悲劇”：
“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我不說話；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我不是猶太人，我不說話；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不是工會成員，我不說話；此後，他們追殺天主教徒，我是新教徒，我不說話；最後，他們奔我而來，再也沒有人站出來為我說話了。”
這就是從心中隻有我的悲劇，又假如：
光天化日之下，朗朗乾坤之中，竊賊在公共場所明目張膽地行竊時，旁觀者都看到了，卻都不敢吭聲。沒有被偷的人想，反正被偷的人不是自己，何必多管閑事，又不會得到什麼好處，反而可能受到傷害；而不多管閑事雖然沒有收益，但也不受損失，那何必要多管閑事呢？很多人都會有這種心理，結果，竊賊們更加肆無忌憚，在公共場所行竊屢屢得逞。
竊賊們通常團夥作案，在偷東西時會發出這樣的“信號”：倘若誰多管閑事，就對誰大打出手！旁觀者想，竊賊的威脅是可信的：因為假如個別旁觀者多管閑事，而竊賊不對該旁觀者大打出手的話，就會有更多的旁觀者抓竊賊，竊賊將有可能被抓，那麼，竊賊必然對該旁觀者大打出手。旁觀者的利害考量為：多管閑事，有可能被大打出手致傷；不多管閑事，無所得也無所失。對於旁觀者而言，竊賊的威脅是可信的，所以旁觀者的最優策略是“不多管閑事”；而對於竊賊來說，旁觀者“不多管閑事”下的“不大打出手”策略是最優的選擇。結果，經過這番博弈，竊賊偷東西時旁觀者不多管閑事，竊賊不大打出手。
如此的群體不積極作為的結果會使社會風氣惡化，偷竊行為猖獗而難以杜絕。對每個人來說，即使這一次被偷的不是你，但下次你被偷的概率增加了，誰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輪到我們自己。長此以往，大家的處境比以前更差。
魯迅先生在《藥》裏描繪了“看客”的醜態：脖頸都伸得很長，仿佛許多鴨，被無形的手捏住了似的，向上提著。魯迅先生將看客行為視為中國人的一大劣根性。堅守道德就是在維護我們賴以生存的公共環境，事不關己是暫時的，相對的，唇亡齒寒才是必然的，絕對的。一天深夜，一位先生沿著一條昏暗的小路回家。經過一片叢林，他突然聽到有人掙紮的喘息聲，慌忙停下腳步，仔細地聽。發現是兩個人在扭打，間或夾雜著衣服撕裂聲。他立刻明白：一個女人被襲擊了！
他想，到底我該不該介入這個事件當中呢？他一麵擔心著自己的安危，一麵詛咒著為什麼今天晚上要選這條小路回家。假如自己也成為另一個犧牲者怎麼辦啊？是不是該跑到附近的電話亭打電話給警察就算了呢？
那個決定的過程好像永無止境，但實際上花不了幾秒鍾，而且聽得出來那個女孩的呼吸掙紮聲越來越微弱了。他決定一定要有所行動。於是冒著生命的危險，立刻衝到叢林後麵，將歹徒從那個女人身邊拉開。隨後他和歹徒扭打成一團，倒在地上滾來滾去。最後，歹徒終於放棄，跳起來逃跑了。他氣籲籲地爬起身來，那個蹲踞在黑暗之中的女孩仍然在啜泣和不停地發抖。他跟那女孩保持了一段距離，慢慢地說：“好了，那個人已經走了，你現在安全了。”一段很長的沉默，她開口了，帶著不可思議的驚訝：“爸爸！是我啊！”
在這個故事當中，男主角冒著生命危險去援助一個受侵襲的弱女子，結果他救回的是他自己的女兒！這個故事對那些見義不為的人具有深刻的教育意義。其實，拯救別人也是在拯救我們自己。
看客當不得！今天當看客，明天被人看，這被人看的滋味是不好受的，或者被宰殺，或者被偷竊，或者被強暴，總之，你今看別人什麼，明天被別人看你什麼。這就是典型的“囚徒困境”與“看客邏輯”。因果報應在這裏體現得十分明顯，分毫不爽。故此，我們務必要從這種道德窪地中走出，不當看客，那麼救人即自救，助人如助己，就像那位救人的父親那樣，無意中卻救下了自己的女兒。
維護正義與良知就是在維護我們共同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