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882年至1894年，袁世凱一直在朝鮮任職，先後擔任軍務幫辦、“駐紮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務大臣”，在處理壬午兵變和甲申政變中表現出色。作為宗主國派駐藩屬的“監國大臣”，袁世凱能以滿清中國的衰落國勢而抵擋日本對朝鮮的滲透達十餘年，單就這一點來說，值得楊格尊敬並聽取他的意見。
袁世凱認為，朝鮮王國政府發出的“中國出兵隔離日俄兩軍，避免戰火塗炭朝鮮”的請求，其動機和外部因素影響，必須加以認真的分析。
乙未宮變，日本人殺害閔妃、高宗驚而出走貞洞俄國駐朝公使館，這一事件的真相是被在朝鮮新軍中擔任教官的美國人和俄國軍械技師揭露的。從此可以看出，朝鮮問題不僅僅涉及到日本、俄國和中國，還有其他國家的影響。日俄兩國在乙未宮變之後朝鮮民眾掀起的“為國母報仇”的義兵運動中，先後以韋伯—小村協定、山縣—羅巴諾夫協定協調利益；同時，避居俄國使館的高宗發布命令撤銷親日派政府，組建親俄派政府。
義兵運動不受高宗的親俄派政府控製，對日、俄兩國在朝鮮的駐軍和利益都存在敵意，因此成為朝鮮王國政府、日本和俄國的眼中釘，借朝鮮政府以“懷柔”手段意圖消弭義兵運動。不過，在此期間中國駐朝總領事唐紹儀和軍情處工作積極，聯絡、收容、隱蔽了義兵運動骨幹，為我軍出兵朝鮮打下了堅實基礎。
袁世凱說：“朝鮮的問題，在於因外敵入侵而起的變革和獨立思潮，閔妃是變革和獨立思潮推動者和領導者，故而贏得了朝鮮民眾的擁護。但是，一個國家在麵臨亡國之虞而思想銳變之時，勢必會有很多的混亂，很多種想法，一如一年前的中國。透出朝鮮諸般問題的表象看實質，找出朝鮮王室、官員、民眾‘最希望看到的****大軍形象’，就是江東軍應該注重的，就是今後朝鮮政策應該遵循的，否則，中國重回朝鮮的行動很可能站不住腳。朝鮮的未來，是建立在江東軍站住腳並贏得民心的基礎上。因而，尊重朝鮮高宗又要抑製其最近展露出來的稱帝想法；在朝鮮提倡改革並持續的支持朝鮮以義兵為基礎建立新軍，但是又要尊重朝鮮民眾的習俗，不能如親日派金弘集政府那樣貿然發布斷發令；江東軍必須符合****大軍的形象，讓朝鮮人能夠從甲午年的印象中解脫出來，敢於依仗江東軍。”
袁世凱用朝鮮政局十多年來的曆史變遷和對現狀的分析，執拗的堅持“緩圖徐進”的主張，反對武斷的在朝鮮設省。
朝鮮善後處置議題暫停，5月11日晚，當王英楷從朝鮮返回抵達湯崗子司令部時，楊格邀請馬玉昆、劉鬆節、戴超、袁世凱在司令部後麵的自家小院子裏為王英楷接風洗塵。實際上就正式的確立了袁世凱在今後朝鮮處置問題上的地位。
坐在主席上，端著酒杯看著左右手的袁世凱和王英楷，楊格生出一種時空錯亂的之感，也夾雜著幾分自得。如果不是楊某人橫插一杠子，王英楷如今恐怕是在袁世凱麾下任職，而袁某人也不會落魄到擔任“夾縫裏做人”的會辦禁衛軍編練大臣，而後來此出任有著從二品銜的高級“幕僚”。
大軍東進在即，王英楷對接風洗塵的“參總家宴”興趣不大，端起酒杯就說開了正事：“......高宗回宮後，唐少川先生先後四次進宮參拜，向高宗詳細介紹了我國的新政和新軍，以及在中俄邊境軍事衝突中獲得的勝利，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高宗對我國、我軍的看法。但是，要讓朝鮮君臣對我國建立堅強的信心，這還遠遠不夠。在朝鮮君臣的思想裏還存在一種傾向，真正要他們在無可奈何之時選擇日本或者俄國，他們會選擇日本，畢竟大家相貌差不多，也都有儒學的背景。這就告訴我們，如果我軍以擊敗日俄來證明自己夠強，朝鮮君臣是願意也肯定會選擇靠向我們的。目前，高宗在親俄和親日之間左右為難，身邊的大臣中有親日派、親俄派和小部分的尊儒守舊派，高宗利用他們鎮壓獨立協會、瓦解義兵運動，以此安撫日本人和俄國人，逐漸掌握政府大權。”
“哼！”楊格冷笑一聲，左右看了看，說道：“封建君主是不敢相信民眾的，因為民眾的覺醒將動搖他的統治根本，與尚且承認他統治權的外敵相比更為可怕。慰亭兄，聽了紹宸的話，我決心已定，在平安道采用你的辦法，好生展現一回****上國的寬宏、威儀。”
袁世凱聽著楊格前半段話，明明就是反對扶持朝鮮王室的“監國”之策，怎麼......到最後卻變了意思了？唔......哦，哦！
“參總英明，職部建議在江東軍切實控製平安道之後，在平安道行如盛京一般的新政建設，假以兩年、三年時日，朝鮮政局、朝鮮人的思想定然大變，屆時，就將是朝鮮人請求****統治而非規劃藩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