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日上午10時半談判繼續進行。伊拉克仍然堅持為核查總統官邸設定時間限製。安南向阿齊茲建議道：“一個偉大的國家元首有足夠能力采取勇敢行為，拯救國民免於一場災難”。22日中午，伊拉克政府用大轎車接走安南和三名慕僚。在共和宮裏，薩達姆一改昔日的戎裝打扮，身著深藍色西服，熱情地歡迎安南一行。安南對薩達姆說，你肩負著巨大的責任，對達不成協議將會帶來的嚴重後果不應抱有任何幻想。你應該在此關鍵時刻表現政治家的氣度，我無法從我的底線上再往後退了。在近三個小時的會晤中，薩達姆提出作為對無條件開放所有核查地點的回應，聯合國必須為解除對伊製裁提出最後期限。薩達姆在爭取到安南將提請各成員國注意此問題的條款後，同意對核查時間不設限。他們終於就核查人員在伊拉克全境進行即時的，無任何限製的核查達成了協議。2月23日上午10時30分，在一個簡短的儀式上，安南和阿齊茲分別在協議上簽了字。
人們看到，富有外交工作經驗的安南在持續兩天，總共長達十五個小時的艱苦談判中既堅持原則立場，又表現出一定的靈活性，從而圓滿地完成了安理會的重托，促成了和解協議的達成。安南向世界宣布：已無必要動武。我國外交部發言人說：“我們高度讚賞並支持秘書長為此所作出的外交努力，積極評價有關各方為促成這一成果所顯示的靈活和智慧。”安南斡旋的成功使國際社會鬆了一口氣，它既使伊拉克免遭懲罰性的軍事打擊，伊拉克人民可以少受苦難，又使美國的要求得到一定滿足，也不會因對伊動武而遭到國際社會反對。安南的成功也大大增強了聯合國的地位，顯示它解決國際衝突的能力。
安南斡旋的成功表明他是一個具有淵博政治、法律、曆史、地理知識的外交家和政治家。安南現年59歲，是加納傳統的部族首領家族的成員。他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的首位秘書長。安南是在加納的庫馬西理大學開始接受高等教育的。1959年，他首次離家出國，用福特基金會的獎學金在明尼蘇達州聖保羅的麥卡萊斯特學院學習，並獲得經濟學學士學位。後來他又在瑞士日內瓦的國際問題高級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隨後在世界性組織工作。從1965年至1971年，他在總部設在亞的斯亞貝巴的非洲經濟委員會工作。以後，他到了麻省理工學院學習，並獲得管理學碩士學位，1976年他回到加納，擔任國家旅遊局局長之職。1976年底到聯合國總部工作，隨後在日內瓦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公署工作，後來再次回到紐約的聯合國總部工作。1993年3月擔任負責維護和平行動的副秘書長。1997年接任加利擔任聯合國秘書長，他在上任時就表示“我向來是獨立的人”。安南的夫人娜內評價她的丈夫是“一個從來不言失敗的人”。力爭要把聯合國改變成一個“更有效、更有力的國際組織”。
[隻有不會搞定的人]
美國總統羅斯福，這位在美國史上絕無僅有的接連4次當選的總統，在他主持白宮的12年中，主要幹了兩件大事：一是推行“新政”，一是領導了反法西斯的戰爭。有人稱他的“新政”是使美國國民經濟起死回生的救星。的確，在當時的世界上，希特勒德國走上了法西斯道路，與全世界人民為敵。而羅斯福領導的美國則走上了大規模改良道路，使麵臨破產的美國經濟複蘇，並且成為“民主國家的兵工廠”，為拯救人類作出了巨大貢獻。
1929年10月開始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席卷了美國，並持續了4年之久。當時坐鎮白宮的胡佛總統，目光短淺，墨守成規。他反對政府對企業進行幹預，任憑大企業進行兼並，以維護壟斷資產階級眼前的利益。在危機中，全國有1/3的人住不好、穿不好、吃不好，而胡佛的政策卻如火上潑油，使得社會更加動蕩不安。美國曆史上的總統，很少有像胡佛那樣受到老百姓諷刺、憎惡的。到1933年，美國有100萬個家庭無家可歸。這些人在大城市近郊的荒地上，用破鐵皮、紙板和粗麻布塔起來的窩柵，被稱為“胡佛村”；失業者手中拿的破口袋叫做“胡佛袋”；在公園長凳上過夜的流浪者身上蓋的舊報紙叫做“胡佛毯”……。
美國國內動蕩不安。工人、農民要求改善他們悲慘的生活，出現了有暴力色彩的抗議運動；法西斯分子則要求實行專製獨裁來結束眼下的混亂。整個美國好像一隻一點就著的火藥桶，矛盾複雜，情勢危急。胡佛哀歎：“現在已經是日暮途窮了，我們再也沒有什麼辦法了。”
在競選中，羅斯福認為辦法是有的，他在競選演說中提出了一個口號“為美國人民實行新政”。他認識到，“個人的努力和地方性的努力，甚至雜亂無章的聯邦的努力，都已告失敗，而且是必然要失敗的。因此，由聯邦政府進行全麵領導已經成為理論上和事實上的必需。”1933年3月4日，羅斯福臨危受命，入主白宮，成為美國第32屆總統。羅斯福要實行的新政，說到底，就是實行大規模的、帶強製性、直接的國家幹預，是為對付和緩解經濟危機並推進經濟發展而采取的一係列行政和法律措施。他並不是一開始就以為自己這一套能立竿見影，但他堅信過去的一套行不通，就是要“試試看，如果失敗了，再試試別的”。他在1933年4月19日的記者招待會上，十分形象地回答記者們的一再追問：當采取了一些緊急步驟後下一步預備怎麼走。他說：“情況有點像打一場橄欖球，有一個怎樣對付對方的總計劃，這裏說的對方當然是指失業、農產品價格過低和蕭條。現在隊長和指揮反攻的四分衛完全知道下一步該怎麼打，而且也知道他們球隊的總戰略，但是他們無法告訴你再下一步怎麼打，非要打完下一步，才能談到再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