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貴名益，自道德來者，如山林中花，自是舒徐繁衍；自功業來者，如盆檻中花，便有遷徙興廢；若以權力得者，如瓶缽中花，其根不植，其萎可立而待矣。
世間的財富、地位和名聲，如果是通過提高品行和修養所得來。那麼就像生長著的漫山遍野的花草。自然會繁榮昌盛綿延不斷；如果是通過建立功業所換來，那麼就像生長在花盆中的花草。便會因為遷移變動或者繁茂或者枯萎；如果是通過玩弄權術或依靠暴力得到，那麼就像插在花瓶中的花草，因為沒有根基。花草很快就會枯萎。
西洋人有“羅巴不是一天造成的”的名句，可見不論是官位、財富、名譽都要一點一滴的累積，甚至就連君子三不朽的“立德、立功、立言”也要慢慢成長，反之假如用不正當的手段短時間取得，那就宛如在沙漠上所建的空中樓閣，轉眼之間會土崩瓦解。因此俗話才有“政治財三十年，農夫財萬萬年”的說法，因為農家：的財產都是用一點一滴的血汗累積而成的緣故。
就品德問題，孔子說：“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意思是說一匹好馬值得稱讚的不是它的力氣而是它的品質。馬尚如此，何況人呢？孔子又說：“道不孤，必有鄰。”有道德的人，是有誌同道合的人與之相伴的。
立業要先樹德，品德是立身之本、立業之基。無德有才是歪才，肯定要犯錯誤，甚至是大錯誤；有德無才不成大器，品德再好工作不好不行，一無所長不行，“才”是社會進步的動力，是工作能力的保障，是個人生存的技能。
在個人修身自省的方麵，洪應明十分強調德道德品質的重要性，強調德才兼備而又以德為主導，認為德乃人生事業的基礎，是個人才能的統率與主心骨。反之，離開了道德的建樹，立業也就失去了穩固的基礎，如豔麗一時而不可長存的花朵；缺乏道德的約束，個人的卓越才能還有走向反麵的可能，會耗盡在鬼蜮的猖狂作為中……
我們許多人都很熟悉“指鹿為馬”的故事：
趙高自知權力大，想要檢驗朝官是否俯首聽命，便在朝會時獻上一隻鹿，並指著它說是馬。二世笑著說：“丞相搞錯了，指鹿為馬！”又問左右群臣是鹿是馬，有人沉默不語；有人害怕趙高而回答是馬；也有人則據實而言。事後趙高陰謀殺害了那些回答是鹿的人。從此，人人自危，沒有人再敢說趙高有錯。
這是中國封建社會曆史上最著名的一幕家奴主事、宦官當政的鬧劇。
其後，類似的鬧劇接二連三地出現在那些最黑暗、最腐敗的封建王朝統治時期，那些因性別器官受到閹割傷害而導致精神心理失調變態的宦官太監們，一朝得勢，就會竭盡心力地向社會報複，既毫無原則地欺瞞自己的主子，又借助主子的威勢來欺壓百姓，無惡不作，極大地妨礙了社會的發展進步。
有鑒於此，封建王朝的那些明君賢王，都作出了不允宦官太監們幹預朝政的嚴格規定，以保朝政的清明公正。
顯然，洪應明用家奴做主的事例來比喻那些有才無德者，為了指出他們的危險性，因為他們會運用自己的才幹去茸私舞弊、貪贓枉法、損人肥己，還可以恃權恃勢來壓製人才，對自己的錯誤作出萬般詭辯……從而引致事業的失敗、江業的喪失乃至個人的身敗名裂。可見，才並不能主宰更不能取代德。而且比較來看，無德有才者較之無德無才者，對社會造成的危害和毒化，會更深更大。
對此，唐太宗和魏征關於用人的一段議論可作佐證。
唐太宗認為不可粗率地選擇官員，用了一個好人，就會引來別的好人；相反，用了一個壞人，別的壞人也都接踵而來。魏征則進一步肯定了這種思想，認為在天下動蕩不安時，主要是用人的才幹，顧不得德行；天下已定，所用的人也就必須德才兼備。
曆史的經驗之談堪作借鑒。
企業家們在研讀《菜根譚》時，德為才之主的智慧之見就很值得借鑒。同在一個企業內，道德乃造就職員之間的和諧人際關係、培養職員對企業的忠誠感與認真敬業地工作的基礎。在這方麵，企業要將對雇員的品德要求予以具體化、細則化。如誠實，就是金融證券公司對雇員在這方麵的最突出要求，惟有誠實者才堪擔當掌管錢財的財務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