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在《儒效》中闡述人的等類：有思想上沒有去掉私心雜念，卻希望別人說他公正的人；有行動上沒有去掉齷齪卑鄙，卻希望別人說他品德善良的人；有愚昧無知，卻希望別人說他知識淵博的人。思想上抑製私心雜念，然後才能一心為公、正直不倚；在行動上抑製放縱的性情，然後才能使個人的品德善良，仁愛別人；有智慧而又好問，然後才能學到更多的知識，才能多才多藝，能夠做到公正、善良又有一定的才幹，就可以稱做小儒了。思想上習慣公正，行動上習慣於善良，智慧能通曉各類事務的基本原則，這樣，就可以叫做大儒了。
如果一個人有私心雜念、齷齪卑鄙、愚昧無知的特征，就說明這個人在某種程度上不能做到“適中”“適當”。所以孔子說：“中庸之道之所以不能暢行，我知道其中的緣故了，聰明的人常常超過中庸之道，而愚笨的人又總是達不到；中庸之道之所以不能明曉於世，就是因為賢能的人常常超過它，而不肖的人又達不到。”所以在這一點上，荀子的思想和“中庸”思想也是有共通之處的。都是要求人們在立足自身的前提下，擯棄那些私心雜念、齷齪卑鄙、愚昧無知，在為人處世中切實實行“中庸之道”，做人做事都要符合自己的身份、角色。
明代嘉慶年間，有一個叫李樂的人，此人為官清正廉潔。有一次他發現科場中有徇私舞弊的情況，按他的性格，他當然看不過去，於是立即寫奏章呈遞給皇上，希望皇上出麵整治這股不正之風。可是皇上不予理睬，他又上朝麵奏，結果把皇上惹火了，以故意揭短的罪名，傳旨把李樂的嘴巴貼上封條，並下令誰也不準去揭。封了嘴巴，就不能進食，無疑就是判了李樂死刑。這個時候，旁邊的一位官員走到李樂身邊，不分青紅皂白，大聲責罵：“君前多言，罪有應得！”這個人一邊大罵，一邊叭叭叭地打了李樂幾個耳光，當即就把封條打破了，掉在地上。
皇上見此情景，很生氣，可是這個人又是在幫他責罵李樂，皇上當然也不好怪罪他。其實，打李樂耳光的人就是他的學生，在這關鍵的時刻，他馬上換了個角色，“曲”意逢迎皇上，巧妙地救下自己的老師。如果他不顧情勢和身份犯顏“直”諫，非但救不了自己的老師，恐怕連他自己也會被連累。可見，為人處世身份要變，就要變得巧妙，不守不行，死守也不行。
孔子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就是要求人們注意在身份地位，不能超越自己的能力的限度去做自己不該做的事，在孔子看來，一個人堅定信念，持守正道，才能幫助君主治理國家。天下有了道德、政治開明的時候，那就出來做官，治理百姓；天下無道，黑暗殘暴，那就閉門讀自己的書，不為暴君出力。國家有道開明的時候，如果自己還是貧窮卑賤，那一定是自己沒有盡力宣揚教化，傳播文明，這是可恥的事情。國家沒有道義，暗無天日，而自己反而富裕顯貴，這一定是自己出賣靈魂，褻瀆人類文明聖潔，這更是可恥啊。
所以說一個人要善於根據外界環境的變化，適時地調整自己的身份和社會地位，不能為了自己的私利，就可以做出齷齪卑鄙的事，不能出賣一個人的尊嚴和人格，隻要做好那些符合自己身份、角色的事，那就可以了。